第199章 辯論量刑(第2/2頁)

可是如果母親殺死父親，依我朝律法該當如何呢？兩位熟諳律法，應該知道，那時，不論是嫡母、繼母、還是慈母，作為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孫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約束，也不再履行為尊者諱的義務，可以而且必須向官府告發！

父親也是尊長，母親也是尊長，何以如此呢？因為同為親情，父親重於母親，所以，於孝行之中，又加了尊卑的考量，父親之親尊於母親之親，因此母殺父，則應當舉告。張右監、唐御史，本官說的對麼？”

張譚和唐眾猶豫了一下，勉為其難地點了點頭，本朝律法如此，他們也辯駁不得。

周澈又道：“我大漢律規定，祖父母、父母被人毆打，子孫當即毆擊對方，若打傷對方，比照普通毆傷罪減一等處治。某想請教兩位，他人毆打了自己的父祖，自有官府衙門可以懲辦啊，告到官府不就行了，為何律法規定子孫應該馬上還擊解救尊長呢？”

唐眾道：“這是因為做子孫的，有對尊長盡孝道的義務。眼看尊長被毆打，卻不施救，只等事後舉告到官府，這為人子女的孝道何在？若因有官府庇護而放棄孝道倫理，難道立法的目的就是為了敗壞道德嗎？不過…”

唐眾皺了皺眉，道：“不過這與你我所議有何關係？常威救父，我御史臺本就認為理所應當。只不過，救父固然是出於孝道，當時卻非一定要殺人才能救父。殺人就是違法，救父乃是行孝，所以御史臺取折衷之策，建議減刑，有何不對？”

說到這裡，兩人不知不覺間，已經把廷尉府丟在了一邊。本來是死罪、減刑、無罪這樣三個話題，在周澈巧妙地誘導下，已經把死罪拋到了一邊，變成減刑和無罪之爭了。

周澈道：“我舉此例是想說明，律法是人設立的，所以它不可能盡善盡美，總有一些設立律法的時候不曾想到的問題，當律法明顯有悖於道德倫理甚至情理的時候，一味堅持法律是很荒謬的，這麼做甚至是背離了設立法令的初衷。”

張譚冷笑道：“任你口才了得，不過是想為常威免罪罷了！禮法二事，王教大端。周司刑，這樁殺人案，若據禮經而放人，則律法形同虛設！若依律法，則殺人者當死！禮與法，皆為王道，你如何取捨呢？”

唐眾一聽，趕緊推銷自己的減罪論，介面道：“所以說啊，常威不救父，則有悖孝道。為了救父而殺人，則手段過激，若不懲處，來日必有人恃禮教而犯國法。我御史臺主張輕判，即彰揚了孝道，又使人不敢輕易違法！”

周澈道：“唐御史謬也，張右監更是大謬。為什麼這麼說呢？蓋因律法與禮教之上，尚有大義與小義之權衡。比如說，我大漢律規定，有人犯罪，你若知而不告，便是有罪！但是犯罪者是你的祖父母或父母時，你告了反而是有罪了，這就是因為涉及孝道。

看見外人犯罪，你不告有罪。看見你的祖父母或父母犯罪，你告了有罪，要判你絞刑的；然而，若是你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犯的是謀反大罪時，規定又是一變，這時候告了無罪，不告則有罪了，何以如此？”

周澈掃了他們一眼，咄咄逼人地道：“為什麼同樣是祖父母、父母犯罪，前者告了你有罪，因為你不孝。後者不告你有罪？因為這是謀反！謀反，受害者是千家萬戶，所以你一家一姓的孝，要服從天下人的公益。

可見，律法與道德倫理產生牴觸的時候。一般要遷就於道德倫理。可是這個範圍只限於一家一姓之間的法律和道德倫理，如果犯人的罪行損及天下人如謀反大罪，則律法要置於孝道之上，縱是子女也該告他。

綜上所述，法也好，道也好。運用存乎一心。全看它對天下人的作用如何。常威救父心切，錯手殺人，不是故意行兇，他是為了行孝，所損及者只是王逸一人。被殺者又做了些什麼呢？

這個王逸見色起意，設賭為局，逼死常陳氏。常氏一家，常威的祖母、父親、母親皆因王逸一人而受害，其人作為。傷天害理！威因行孝而致其死亡，應該得到寬宥，如此，彰行的不止是常威的孝道，也是維護天下人的公義！”

張譚曬然道：“如此說來，那竇氏老嫗打死兒媳。也當免罪了。這不是孝道嗎！”

周澈正色道：“這不是孝道！常陳氏與這老婦比起來年輕力壯，可是這老婦將她活活打死，她可曾反抗過？她已經盡了孝道。常陳氏被打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可曾舉告？他們沒有，所以他們也盡了孝道。

舉告者何人？坊間百姓是也！竇氏老婦刁蠻冷厲，明明是奸人作祟，兒子品行低劣。卻無端遷怒於貞淑溫良的兒媳，將她活活打死，激起眾怒，由坊間百姓告至里長、遊繳處。再由遊繳告至洛陽府，這是義，天下之義！”

周澈說到這裡，提起丹田之氣，將他的結案陳詞最後一句遠遠地送了出去，便是散佈在抄手遊廊裡的衙差公吏們都聽得一清二楚：“法律若不能鼓勵道德行為就不是善法，法治若不能鼓勵道德行為就不是善治！據此，本官以為，常威無罪！”

張譚沉聲道：“我廷尉府反對！”

唐眾也勃然道：“我御史臺反對！”

“那就沒辦法了！”周澈把手一攤說道：“既然咱們各執己見，這三堂會審看來也是沒有結論了。那就…具事陳奏，呈尚書檯、三公府，由諸公們和聖上定奪！”

“哐啷啷…天空中適時響起一聲夏雷，為周澈這句話，打上了一個驚心動魄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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