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春秋大義(第2/2頁)

“殺夫氏之黨”，是說不止殺了一個人。外黃縣令梁配打算殺了她。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沒碰上好官兒還該給她“表旌廬墓”，何況碰上您這個好官兒呢？梁配覺得他說得對，就沒殺緱玉，“減死”。“鄉人稱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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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走復仇者的不止有官吏，還有皇帝。“寧叔，字茂泰，廣漢人，與友人張昌共受業太學。昌為河南大豪呂條所殺，叔殺條，自拘河南獄。順帝義而赦之”。

最年輕的復仇者大概是綿竹少年左喬雲，年十三殺了打傷他養父腿部的縣吏，“以銳刀殺吏”，接著大概是夏侯惇，年十四殺了侮辱他老師的人，“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人，由是以烈氣聞”。

周澈想到此處，周倉昨天聊姜楓之事時說到一個光武皇帝時期名叫周黨的遠房族人，此人曾受鄉佐侮辱，後去京師求學，讀《春秋》，讀到齊襄公九世不忘復仇，知道了復仇之義，“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回鄉去找那個鄉佐，約期決鬥。

兵刃相交，他卻打不過對方，反又被打傷。這個鄉佐被他的“義”感動，“服其義”，就用車拉著他，拉到自己家裡給他養傷。周黨傷好後，“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這就是“九世復仇，《春秋》之義”。

周倉又說了一下復仇風氣最烈的地方：前漢時是一在關中，二在潁川、南陽、河內、洛陽，三在太原、上黨等地。

潁川等地在先秦時是韓、魏故地，戰國時這裡的復仇風習就十分盛行，孟子還專門講過。西漢時不少為人復仇的俠者都是這裡的人，如郭解、韓孺、劇孟、薛況。

時人對這個地區重報仇的民風是感受一致的，西漢中期的鄒陽說：“韓魏時奇節”，奇節就是指為人報仇之風。兩漢之際，寇恂也對劉秀說：“潁川剽輕”，復仇風盛，建議以精兵駐守。

東漢時，復仇風氣的地域有所變化，太原、上黨地區的復仇風習有所減弱，關中依舊保留了濃郁的復仇習俗，時內地復仇最烈的是潁川、南陽及鄰近一帶，見之於史的東漢復仇事例大都發生在這裡。

周澈前世大學混學分的時候，補過歷史課，想起越是戰亂，復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壯年報父仇，身末垂功名”，《結客篇》：“結客少年揚，抱怨洛北芒”。結客，就是結交賓客。

姜楓之事發生後，周澈在陪同陳松去辦案的路上，詢問了解了當前法律對復仇的定義和懲罰。

秦漢之際，復仇是被視為正義的。

西漢建立後，復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東漢建立，復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約七十年間，對復仇的控制是鬆弛的。桓譚曾上書朝廷，力主嚴懲復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學所倡導的復仇思想之影響。章帝建初五年制訂了《輕侮法》，明確規定從寬處置為父母報仇之人。這條法律一直延續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現在，處於對復仇的嚴格控制期，廢除了《輕侮法》，為父母報仇也要受到嚴懲了。放走復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懲罰，如前邊提到的張歆就棄官亡命了。在這個時期，雖對復仇的行為嚴格控制，但權勢之家在殺人後卻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陽球。

對兩漢的復仇之風，潁川大儒荀悅曾經做過一番論述：“或問復仇古義也。曰：‘仇，復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

荀悅認為既要靠法律來約束，也要透過避仇來防止復仇行為的滋長。

荀悅的這個論斷，對後世中國古代法學，有關復仇的法與倫理的關係有著深重的影響。如唐代韓愈和柳宗元進行探討，上疏朝廷的奏章，都是受到荀悅的啟發。

周澈望著天空想著案子感慨萬千，心道：“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放在太平年間，周倉所說的那些人，豈能建功立業？恐怕頂多也就是遊俠之流，運氣不好的，說不得，難逃法網。……，若在前漢武帝年間，落在酷吏手中，不是‘說不得’了，必死無疑。”

姜楓為父報仇、郅惲為友人報仇、陽球為父母兄友報仇、夏侯惇為師殺人，這些人或為鄉中輕俠、或為城中豪傑、或為儒生文士、或為強宗地主、或為官宦子弟、或為天下名士，而行徑卻大同小異，並都能得到不同階層人的仰慕和稱讚。

周澈喟然嘆道：“我知道為什麼高祖能以亭長之職，結交豪傑了！”秦末、前漢的遊俠風氣比現在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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