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糧食賬

第十五章，糧食賬

上海，黃浦江。從溫哥華開來的一艘散貨船”雷諾茲”號緩緩駛入黃浦江，。這是11月份從加拿大開來的第一艘糧食貿易船，船上滿載的17000噸加拿大小麥，是上海今年接收的第27船糧食。根據1965年初的統計數字，上海人口戶籍+常住）是850萬人，每年需要消費80萬噸大米或麵粉、15萬噸肉類、142萬噸蔬菜。但這個統計可能很粗略，上海郊區向上海市提供的蔬菜肉類有相當部分從自由市場輸入，此外還有一些小眾食品，比如螃蟹，數量也是個謎。中國進口、在上海卸貨的糧食遠遠超過了上海的糧食消費量，1965年估計會有150萬噸小麥和200萬噸玉米在這裡上岸，這些糧食不只是供應上海，還要供應南京、蘇州、無錫等江蘇城市。甚至，這

些小麥加工成麵粉，再用工業化方式製成食品零食之後，會在全國範圍銷售。

“雷諾茲”號在黃浦江直奔糧食碼頭，這是專門卸小麥和玉米的地方。中國與西方剛開始糧食貿易的時候，無論貿易商還是船員，看中國落後的港口糧食倉儲體系都特別不習慣。在1965年，上海已經全面翻新了港口設施，高度自動化和高效率的糧食轉運系統就在碼頭

附近，小麥一個區、玉米一個區。

除了商業需要的暫存，糧食轉運系統還負責海陸聯運、海運內河聯運的裝載和卸貨。這裡除了海輪碼頭還有內河碼頭，四川湖北的糧食船也在這裡卸貨。陳法在糧食碼頭邊注視看“雷諾茲號卸貨。他看見卷揚機和傳送帶嗎嗎地運轉，將糧食從船上吸出來、送到岸入庫，整個碼頭只有三個活動的人影。小麥在傳送帶上安安穩穩地運動，然後精確地入庫，在上揚的工序因為機器震顫而抖落下來的小麥，居然也有專門的收集區和漏鬥彙聚器，將這些散落的小麥再收集起來倒入主傳送帶。要是在五年前，…上海港卸小麥的時候可不是這樣，那時候的糧食轉運儲存系統太落後了。一船小麥卸完，碼頭會開來一輛掃地車，把地上散掉的小麥掃起來。一方多噸的糧食船，光碼頭20x30米

的轉運區就能掃出兩噸的麥粒。

掃上垃圾車的小麥都是和碼頭地上的泥塵混在一起的，能吃嗎？.….洗一洗，湊合著能吃。但這仍然是很大的浪費，要麼浪費小麥，要麼浪費人力，要麼浪費電。

陳法：“上海現在的小麥消費，是國外比國內多了吧。”“陳副總理，豈止是比國內多，而是絕大部分吃的進口小麥。河南山東的小麥，我們今年消費的不到10萬噸，國外運過來150萬噸，其中至少有50萬噸是留在上海消費了。當然這50+10萬噸中也包括

副食品企業領用的小麥。

陳法：“國外的糧食便宜。…….不只是價格便宜，綜合使用成本也便宜。”1965年，北美小麥離岸價80美元一噸，海運、到岸轉運、倉儲、分配一系一列的成本加上去，每噸大約是90~100美元。摺合450~500人民幣一噸，或者2毛5一斤。國家現在自己的糧食，公糧農業稅）是白拿的；除了公糧以外是全國糧食統購。向農民統購糧食的價格是3毛一斤這還是因為十年前調整了統購價格，基本上翻倍）。國營糧店出售的糧食是毛5一斤，一看就知道這個價格是不賺錢的，等於是國家虧錢但是建立了一個全國城市的糧食保障底線。國營糧店之外是自由市場的”議價糧”，這個反映了糧食的市場價

格，大約是5~6毛一斤。

3毛一斤的價格比進口糧食還貴了，可獲得了“國家羊毛”機會的農民並沒有賺到什麼錢。價格是倒掛了，可我就這點地，種不出多少糧食來啊。現在東部或中部地區的農民部分都明白這個道理了：想搞錢，進城市。說回糧食方面。陳法說的進口糧食”不只是價格便宜，綜合使用成本也便宜”，是因為現在中央經濟核算已經能算明白了，糧食周轉的總成本遠遠不是它的買賣價格那麼簡單。在現在的農村，糧食的徵收就是效率很低的小散收集彙聚的過程。一畝地産糧食400斤，這已經算是不錯的地了，農業稅14，收56斤。這五十多斤糧食從村到鄉鎮，從鄉鎮到縣。如果農村特別偏

遠，用的還馬車驢車或者人肉一一由農民挑著擔子送糧食進城，一擔100多斤？少了，一般得200斤，跋山涉水從村裡挑進縣裡。

從縣再運到地區省，再跨省轉運到大城市。這一斤大米從四川鄉下出發，最後擺在上海的工廠餐桌上的時候，國家為之付出的絕不僅僅是給農民的那3毛錢。不說別的，光把糧食挑進城，100斤糧食就剩下90斤了。挑夫是重體力勞動，油水不足飯量大，一天吃3斤糧食都不一定飽。所以說，就算拋開做小買賣、進城打工、賣菜賣水果不談，就為了一輛解放大卡車把公糧運出來而不是讓50個挑夫翻山越嶺送糧食，這鄉村道路系統都得修村幹部、鄉鎮幹部為了糧食統購達到指標，不得天天下鄉催促？這又是成本。雖然國家沒為這事特地發工資，但白縹也是縹呢，或者你可以這樣算，鄉鎮及以下的行政官吏體系其中有至少13的工作

量，自的就是讓農村圓滿完成農業稅和糧食統購任務。

這就應該把鄉鎮村行政體系財政撥款的三分之一，算進城市吃到的糧食的成本裡面。

算到這裡的時候，國內糧食周轉到大城市，實際的成本已經沒法看了.…….從農村統購糧食，統購指標提高高，鄉鎮村行政體系付出的成本越大，這可能是邊際成本效應的另一種表述。上級幹部得更頻繁地下鄉，用各種招法pua村幹部和村裡的黨員基幹農民，逐村做工作，開動員大會，完成統購指標有大紅花。物質獎勵也跑不了，統購糧食排名前列的還得有物質獎勵，這樣才能

把糧食統購量提高一點點。

提高到極限之後如果再提高，那付出的就不只是行政體系的人力成本了，還有人命成本。1956年國家提出三步走戰略，1962年後，第一步的達成日期接近，這時候農村尤其是西南農村出現了一個現象，行政費用開始降低。按以前的老演算法，農村總得去統購點糧食。但現在有一個更高的槓桿在這兒你不得不遵守：農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於是在糧食産量不高的山區，統購指標直接歸零了。甚至一些更加窮困的地區，

是可以打申請報告到省裡申請農業稅減免的。

pua費用下來了，總行政費用當然降低。1962~1965年，在全國糧食連續4年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西南省份上繳的農業稅增長1.1，糧食統購量下降0.7。但是，全國的城市糧食消費水平在增長，四年一共增長了15。除了中國的每年糧食進口量從400萬噸增加到900萬噸，還有就是農業發達地區，那些淨産出特別大的規模化農場在發力。這麼說吧，西南省份四年來下降的糧食統購量，黑龍江一個縣的農場産出增長就全部補平了。不是蘇聯援助農業化機械的那個友誼農場，是1960年中美關系解凍後，從美國進口全套農業機械建起來的。為了體現農場建設過程中，中美兩國深入的技術交流和流暢親密的合作過程為了讓部分老同志心理上舒服舒服），這個農場被命名為“長津湖農業集團”，下設四個分場。這個農業集團1963年陸續建成4個農場，1964年4個農場全部鋪開播種，1965年向國家出售了45萬噸糧食。這個縣以前基本沒有糧食産業，它在”北大荒”範圍內嘛。等於是國家手裡淨增了45萬噸糧而整個農業集團的職工總數是2100人。

食。

“上海彙聚全國的人才，糧食也是彙聚來的，國內國外都彙聚。上海的生産力不是憑空出現的，因此上海的經濟理應也是讓周邊地區乃至全國範圍都受益。當然，用現在的話說，這種回饋也是讓上海有更舒服的發展環境，有更廣闊的市場。

陳法11月到上海考察，不是來要錢的...年底中央求上海財政撥一點給中央補虧空這本來就是財稅體制不健全的時候的權益之舉，一個成熟的中央財政體系會自動把上海的財稅收入撥一部分過來。

“讓上海的産品鋪到全國各地，加速各地的工業化和産業升級，此外，上海國資委也可以走出去。”“陳副總理，上海的産品和資本現在出省主要是在江浙流動，剛才您說的意思是擴充套件到長江沿線流動，我們其實現在就在觀察四川，主要是那個腳踏車集團的事。不過，我們現在主張的是鳳凰集團直

接並購的方式進入重慶，永久集團進入成都。而現在，四川省國資委不肯放。

上海市市長曹地球舉了個例子，其實這也是他最關心、想請陳法幫協調的問題。陳法：“你們把一輛腳踏車打到了百元的價位，重慶的那個腳踏車廠，好像叫澄江牌？他們現在還賣180，賣100塊錢他們虧本，這個廠再不賣或者改造，等著自取滅亡啊。”曹地球搖搖頭：“他們啥時候滅亡不知道，但是現在....在負隅頑抗。”腳踏車，現在中國人最普遍最常用的交通工具。50年代國內的腳踏車廠生産的車型，和2、30年代是沒什麼差別的。抗戰時漢奸和武工隊騎的腳踏車，到後世的80年代路上跑的仍舊是這個樣式。）28寸大輪子，用料紮實，非常沉重。換句話說，物料成本不低。當然載重能力是不錯，但它的載重能力其實對不起它的用料。製造成本本來就高，而作為工農剪刀差總策略的一部分，腳踏車的價格還長期掛得很高，一輛鳳凰、永久這樣的大廠大牌售價260元，外加工業券當然公文包位面並沒有）。不過現在上海産的腳踏車已經壓到了百元以下：26寸的城市腳踏車90元，28寸大車98元，28寸載重腳踏車120元。不但價格便宜，26寸城市腳踏車重量很輕，用它上下班通勤比28寸的大家夥合適多了。而四川那邊，重慶和成都的腳踏車廠生産的還是笨重的28寸大車，售價180元。也不是專門設計的載重腳踏車，載重能力比上海産的98元的大車略強，比120元的載重腳踏車差遠了。根據上海這邊瞭解的情況，售價如果低於150元，腳踏車廠會虧本。上海國資委的意思是，鳳凰集團幹脆就並購了重慶的澄江廠，更新他們的産品線。重慶那邊，不打算放手。但是，如何應對上海90元一輛的腳踏車vs180元一輛的重慶産腳踏車這個困局？於是從1964年起，重慶賣腳踏車的地方就只有澄江牌腳踏車出售了。你上海、廣州的腳踏車價效比高是麼，可你賣不進來....由於重慶市買不到90元的通勤腳踏車，重慶市民就只能繼續買澄江牌。於是，澄江牌的腳踏車廠就可以繼續茍著陳法：“地方以省甚至市為單位分割，分割開來的市場就不是真正的市場。”

曹地球：“腳踏車這一塊，如果當地沒有像樣的腳踏車廠，上海的腳踏車還是能夠自由行銷的，但像重慶成都這樣的，就有問題。”陳法：“這可以叫做地方保護主義，全國市場尚未統一導致的後果。我們在國外喊自由貿易，其實在國內，我們何嘗不是呢，也得喊自由貿易。”就算不為提高國內腳踏車這個行業的總體水平，也得考慮老百姓為此多花的冤枉錢。腳踏車在這個時候是貴重物件，如果是180元的腳踏車，高階工程師都得攬三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輛，普通工人攬

錢更慢，得半年或者1年才攬得出錢來。

1966年，經濟和市場政策調整的第一刀：全國商品銷售零售要求“去行政指令”。除了煙酒之外，零售商品無論國營私營，店長或商店老闆該從哪兒進貨就從哪兒進貨，而不是”按市政府指示”某類商品必須從某處進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