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我們的經濟理論還很陳舊啊(第2/2頁)

陳澐：“這三種學派的書籍論文我們都掌握了，只要一出來就盡量翻譯成中文。各位覺得西方的這些經濟理論的完善程度如何？”

卓炯：“陳副總理，我覺得西方這些經濟理論，無論哪個派別，都有一種‘棄簡就繁’的感覺，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它非得彎彎繞，有時候一本書繞了13，才說到正題。”

卓炯拿起手頭的一本喬治斯蒂格勒的書《價格理論》，“你看，他為了闡述大蕭條的起因和根源，什麼投資啊，貨幣供應不足啊，市場消費者信心的上行和下行啊，從重商主義到保守主義的市場變化，等等等等。洋洋灑灑寫了四十幾頁，而我們讀他這本書，這四十幾頁就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資本攫取了剩餘價值，導致生産相對過剩，這就行了。”

張培剛：“嗯……芝加哥的新古典主義、劍橋馬戲團還有奧地利學派他們各有各的解釋，不過有一點相同的就是，他們在這方面的廢話都特別多。”

陳澐點點頭：“這就是研究問題的正確方式了，很好。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要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寫的經濟理論著作？就是為了看他們怎麼分析社會生産活動，怎麼分析經濟發展，包括宏觀角度和微觀角度，怎麼總結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規律性的東西。”

“廢話當然是有的，這些經濟學家其實內心是明白道理的，可為了不違揹他們的政治正確，他又不能直接說剝削關系，得遮遮掩掩地說一大堆彎彎繞的話。我們呢，直接忽略掉，快進到後面的有價值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公式和公式後面所描述的規律。我現在覺得，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學這些經濟學理論，可能比他們國家的經濟學學生學得還快，因為我們省略了很多廢話，直接進入到書的精髓裡頭。”

……

列席中央經濟理論會議的還有許多大學和商界的“老一輩”經濟學理論家，這和第一屆會議時一樣。

兩年前他們剛步入會場的時候還是很自傲的，覺得自己滿腹經綸，國家現在願意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太好了，我一定當好這個老師。然而陳澐一開頭就直奔後凱恩斯時代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去了，讓他們這些上古不能說古典主義流派，奧地利的古典主義經濟學派其實解釋的也是當今世界的經濟活動）經濟學家全體懵了。

最後是少數新近去美國留學、腦子裡的知識結構比較新的少壯派火箭式提升上去了，其中一些早年是共産黨員的、解放前‘投共’了的，甚至成為研究經濟理論甚至參與制定經濟和財政政策的小組成員。其他的……其他的人也有不少開始鑽研新理論的。雖然都是一把老骨頭，但其中還是有一些老骨頭願意接受新事物。

而最近這兩年國內建設和經濟發展當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確在現實中給所有人上了一課：搞經濟沒那麼簡單。

比如《中國經濟學導言》的作者馬哲民，第一次會議上被陳澐問懵的那位，現在知道了：當年國府搞經濟只聽四大家族的，但實際上，當時就算國府聽了他們這些學者的經濟學理論，可能民國的經濟還是會一團漿糊。

在這些新銳經濟理論中，米爾頓弗裡德曼的經濟學說被提到的比較多。關於通脹的論述，米爾頓主張在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有著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系，這和52、53年中央對財政和人民幣的發行管理當中遇到的問題基本吻合，也就是說，中央在去年用弗裡德曼的理論成功地解決了問題。

關於市場方面，弗裡德曼認為價格在市場機制裡扮演排程資源所不可或缺的訊號功能，反對政府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這……經過研究之後，中央認為，計劃和市場是都不能缺的。尤其在現在這個背景下，脫離了計劃的調控，國內市場無法做到弗裡德曼所說的那種排程資源和訊號功能。

關於1929年大蕭條，弗裡德曼認為這是“大緊縮”，認為美國政府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造成銀行喪失了處理能力，在對黃金和貨幣的彙率進行限制的同時卻沒有修正通貨緊縮的壓力，結果導致了經濟大恐慌。

但是——根據弗裡德曼的這一理論，現在美國的貨幣——美元，獨樹一幟地堅持金本位體制，靠美聯儲手裡儲備的巨量黃金作為根基，每一美元對應的黃金量是絕對固定的，那豈不是同樣存在巨大的隱患嗎？

黃金總量是有限的，增長速度也是有限的，遠遠低於社會生産發展速度和貨幣需求量的增速。難道按照弗裡德曼的理論，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國因為美元的金本位制，未來會接二連三地發生蕭條和危機？

雖然推論聳人聽聞，但弗裡德曼卻用一個又一個的公式和資料把他的理論闡述得很清楚。

“關於市場調控和指令計劃方面，我們不能直接採用西方的經濟理論。關於貨幣方面，弗裡德曼對美國經濟前景的預測又很驚悚，但我們又沒法給出一種可以替代弗裡德曼理論的解釋。……我們的經濟學理論方面還是有些薄弱和陳舊啊。”

陳澐放下手頭的材料，緩緩說道，“還得繼續引入更加新一點的經濟理論。”

卓炯、張培剛、馬哲民：“……”

好家夥，芝加哥經濟學系芝加哥學派）的學報現在中央編譯局是全本翻譯，只比美國雜志的上市時間晚兩個月。然後陳澐還覺得經濟理論有點“陳舊”。

卓炯：“陳副總理，更新的經濟理論，我們可能是沒法找到現成的東西予以引入了，可能得我們到實踐中去摸索。”

陳澐：“這是有必要的。就比如像你，51、52年在廣東第一線從事經濟政策制定的工作，還親自做過貿易和債券發行，就比較瞭解這些東西的實際作用。我看中央經濟理論研究小組以後就都採用這種模式了，研究員下到各省去，各省的經濟政策研究室則上到北京來，經常搞人員的互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