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戰與和的選擇(第1/3頁)

1950年代初，毛澤東與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動

東方四國的步調

1954年4月的第一週，奠邊府激戰正酣，法軍傷亡慘重，奠邊府中心區野戰醫院裡擠成一團，血腥撲鼻。摩洛哥籍士兵晝夜不停地在地下野戰醫院裡挖掘新的“病室”，以安置每天增加的傷員。更有數百來自歐洲和非洲計程車兵草草葬身於異域荒野，化作家人纏綿不絕的夢思和垂念。

對德卡斯特裡來說，4月第一週即將結束時的情形更加不妙。奠邊府主陣地上，只有四輛坦克還能執行作戰任務。大口徑炮彈所剩無幾，大概只能支援一兩夜的作戰消耗。他只好不停地向科尼呼叫，請求增加空投。

越軍的傷亡大大超過了前一階段對興蘭和獨立高地兩個高地的攻勢作戰，還有許多戰士被俘。但在陣地態勢上越軍的情況要好得多，已經從東部和西北部兩個方向上壓縮了包圍圈，使法軍難以從空中補給。只是究竟如何打破法軍的拼死抵抗，武元甲一時找不到好辦法。

韋國清也為此事著急，一夜一夜地失眠，頭痛欲裂，不得不整天帶著奇特的“健腦器”。他的苦思形象感染了越軍作戰局副局長陳文光，他在40年後還生動地回憶說：“那個時候，由於戰事緊張，韋國清將軍頭痛，我也頭痛。”[1]

1993年6月24日，韋國清夫人許其倩在北京看望來訪的前任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陳文光上將

使韋國清感到很有壓力的同時，日內瓦會議一天天臨近，中國和蘇聯的準備工作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1954年3月9日，中國大使張聞天拜會了蘇聯外長

莫洛托夫，通報中、朝、越三方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初步意見。莫洛托夫認為中方代表三方提出的意見很好，他將提交蘇聯外交部作進一步的研究，還表示歡迎中、朝、越三方代表團於4月中旬到莫斯科來。

莫洛托夫說，蘇聯最近已開始了會議準備工作，參加人有副外長葛羅米柯、庫茲涅佐夫、費德林及蘇聯東南亞司司長諾維科夫。

3月底，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的成員基本確定為：

團長：周恩來

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

秘書長：王炳南

團員10人：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黃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龔澎、雷英夫、王倬如後來又增加了吳冷西）。

由於會議與印度支那問題有關，中國代表團設越南組，由9人組成。另有綜合組10人，新聞宣傳組19人，秘書組6人，俄文翻譯5人，英文翻譯4人。

按照中國、蘇聯和越南三方約定，為了做好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準備，4月1日，周恩來、王稼祥、師哲和正在北京的胡志明同乘一架飛機，前往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協調共同立場。

周恩來、胡志明一到莫斯科就參加了由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主持的圓桌會議，蘇方領導人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蘇斯洛夫等參加。張聞天也參加了會議。

赫魯曉夫首先發言說，即將舉行的日內瓦會議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會議，中國、朝鮮、越南三國與會本身就不同尋常，是東方陣營的一個勝利。赫魯曉夫表示，對會議要力爭取得某種成果，因為這也是可能的，不是空想。

老資格外交家莫洛托夫發言，認為在日內瓦會議上可能取得某種成果，這取決於雙方的努力和究竟能夠做出哪些讓步。他說，蘇、中、朝、越四方應該確定自己明確的立場、態度和原則，同時又必須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預見性。開起會來要隨機應變，妥善處理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

周恩來發言說，中國能夠參加日內瓦會議，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勝利。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這個會議，闡明自己對世界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對未來的事態發展是有好處的。由於世界上兩大陣營目前都有停止武裝對抗的意願，所以解決某些問題，比方說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也是有可能的，應該努力爭取。

周恩來指出，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微妙之處，那就是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即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雖然和中國有著切身的利害關系，卻並非中國自身的事情，所以需要特別小心謹慎。這次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是蘇聯與西方三大國直接磋商的結果，中方對這次會議的背景還不太瞭解，希望蘇聯外交部為中國方面作些介紹。[2]這次，周恩來在莫斯科停留了兩三天就返回北京。在向毛澤東彙報中蘇雙方對日內瓦會議的準備情況後，毛澤東同意周恩來近日再去莫斯科，進一步協調立場、方針。

[1]199日，作者在北京訪問陳文光上將。

[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36～5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期望

4月初，越南戰場成了國際新聞界最關心之處，每天都有大量訊息報道。置身北京中南海的毛澤東總覺得來自韋國清的戰場報告太少，還注意閱讀新華社編輯送高層領導參閱的《參考訊息》，從國外電訊中瞭解奠邊府戰事。

1950年代初，毛澤東與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動

4月4日，毛澤東被《參考訊息》上的報道吸引住了。外電說，奠邊府的東面和西北面受到越軍極大壓力，法軍不得不收縮防線。讀了《參考訊息》，再參照地圖，毛澤東甚為興奮，提起筆來，起草了一份給韋國清的電報。鑒於胡志明正在莫斯科，毛澤東首先提醒韋國清：“今後軍事方針請你與長徵和武元甲進行商討後電複。”接著，毛澤東轉入正題：

從《參考訊息》看到我越南人民軍已收複奠邊府北面、東面敵外圍陣地，2日晚又攻佔西面敵外圍陣地一部分，似此不僅能確實控制兩個機場，我前沿陣地與奠邊府敵核心陣地亦相距甚近估計不過千餘米遠），戰役全勝條件已大為增加。必須繼續克服困難，堅決全殲該敵。如攻勢順利，供應有保障，進逼作業能加快速度時，應提早總攻，爭取雨季前5月初）結束奠邊府戰役，利用雨季休整補充。8月或9月開始向琅勃拉邦和越曾永珍）進攻，解放該兩城，並積極準備本年冬季至遲明年初春開始向河內、海防地區進攻，爭取1955年解放三角地區[1]。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抱有希望，希望越軍能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夕攻佔奠邊府。如果真如此，就會使中蘇陣營在談判中處於有利地位。

周恩來在短暫回京的幾天裡得知，身在越南的羅貴波病了。早先，羅貴波是參加日內瓦會議中國代表團的當然人選。周恩來已經關照過，請羅貴波作好參會準備，4月初趕回北京。偏偏從3月28日起，羅貴波突然患病，天天發燒，急壞了身邊的越中兩國醫生。到4月3日，羅貴波的病情有所好轉，他向北京報告，如果無其他病變，他準備在4月10日前趕回北京。

4月初，周恩來回北京只不過三幾天工夫，他於4月6日再次前往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

從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起到1956年之間，是中蘇兩黨中央關系最密切的時期。中共中央希望在蘇聯幫助下加快國內經濟建設，蘇共中央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領導也迫切地希望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援，以穩固自己在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袖地位。1954年4月7日，周恩來與莫洛托夫會談，商定由蘇方擬訂日內瓦會談的具體方案。莫洛托夫告訴周恩來，蘇聯與會代表團至少會有120人，甚至更多，將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他希望中方充分注意這一點。

周恩來明確地告訴莫洛托夫，中方非常重視這次日內瓦會議，爭取利用會議開啟外交局面，也將組成一個包攬眾多人才的代表團。

1954年4月9日，周恩來、胡志明、王稼祥與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蘇斯洛夫就越南問題會談。蘇方對中越兩國提出的“關於印度支那形勢和戰略方針的意見”表示贊同。當晚，赫魯曉夫設宴招待周恩來一行。

北京時間4月12日，周恩來、王稼祥和胡志明同乘專機回到北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