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國軍事顧問團奔赴戰場(第2/3頁)

在南雄附近，全體俘虜被集中起來，聽紅軍統帥朱德講話。朱德講了一番話以後宣佈，願留者歡迎，願走者每人發三塊大洋當路費，請自由選擇。

鄧逸凡一下子被身邊的俘虜兵們圍住了，大家都要聽他的意見。鄧逸凡高喊：“我不回去，我要留下來當紅軍！”他一喊，一百來人留下來當了紅軍。以後，除了戰爭中的陣亡者，這些人都成了解放軍的高階將領。

紅軍對個子不高的鄧逸凡很感興趣，一個幹部模樣的人過來問：“你當紅軍想幹什麼？”

鄧逸凡說：“最好當宣傳員。”

“宣傳員？你會寫字嗎？”紅軍幹部問。當他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後，立刻找來一支毛筆，遞到鄧逸凡手上。

鄧逸凡乘興揮毫，寫出幾個蠻不錯的毛筆字。紅軍幹部喜出望外，說：“你不用當宣傳員了，你當文書吧，我們正在找文書呢！”

1930年，鄧逸凡在江西會昌加入共産黨，當了營文書，不久改任支隊文書，支隊首長是林彪、羅榮桓。

鄧逸凡參加紅軍一個月後就入黨了，但在當年冬天經受了“打ab團”的嚴峻考驗。有人誣陷他是“ab團”，因查無實據，他被從輕處理，受到撤銷支部委員的處分。鄧逸凡意志堅決，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又逐漸被提拔起來。

長徵中，鄧逸凡是第1軍團第2師參謀處的文書，除了背負槍支彈藥和行李，還身背全師的統計文書。個子不高的鄧逸凡不堪重負，向上級申請免背步槍。誰知在戰爭環境下性情大受影響的首長聞言大怒，非但不予同意，還斥責鄧逸凡調皮搗蛋，有動搖之嫌，又一次撤銷他的黨支部委員職務，還指定一人來監視他。

鄧逸凡內心充滿痛苦，但仍以最大的忍耐接受挑戰，在萬裡長徵中盡心盡職，證明自己的忠誠。沒有想到，艱苦的跋涉和戰鬥使那個監視鄧逸凡的人忍受不住，沒過多久就逃跑了。鄧逸凡不為所動，爬雪山、過草地，一直走到了陝北。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陝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鄧逸凡任第115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隨軍挺進華北，後轉戰至山東。1941年2月，鄧逸凡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後方政治部主任。皖南事變後新四軍重建，鄧逸凡任新四軍政治部秘書長。

在新四軍，鄧逸凡有了第一次與外國盟軍的接觸。那是1944年8月，美軍一架轟炸機執行任務時受傷，機上人員紛紛跳傘。最後跳傘的五個人降落在新四軍蘇北鹽阜根據地，鄧逸凡負責接待了他們。他下令以最好的條件接待，為此還讓出自己的住房，粉刷一新接待五位美軍戰友。後來，又安全地將他們送到大後方。

解放戰爭中，鄧逸凡調任山東野戰軍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協助縱隊首長韋國清的工作。1949年渡江戰役前夕，鄧逸凡任解放軍第21軍政治部主任。

這年5月3日，第21軍佔領杭州。稍後，鄧逸凡調往南京，任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政委，開始與梅嘉生搭檔。這時，他的妻子周志中也從上海軍管會調到南京。他們兩人自1941年在新四軍中結婚，戎馬倥傯之間，已經有了兩個女兒，眼下還都寄居在上海。妻子特別希望將兩個女兒也接到南京，一家人團聚，不料想鄧逸凡卻要出國徵戰。

20年彈指一揮間，在南北征戰中成長的鄧逸凡酷愛讀書，知道即將奔赴的越南就是古代的交趾國。離鄉辭國之際，他不由地聯想起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名句：“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徵。”[1]

[1]1990年6月15～16日，作者在廣州兩次訪問鄧逸凡。另參見張雪峰：《中將鄧逸凡的人生履歷》，見《黨史博覽》2001年第12期。

梅嘉生揮別深情世界

和鄧逸凡帶著婚姻的些許裂痕前往越南不同，梅嘉生要揮手而別的是一個深情的世界。他和妻子周政共同經歷了戰爭洗禮，使他們的愛情別具浪漫情調。

在梅嘉生記憶中，故鄉江蘇丹陽縣那個農民家庭裡，一切都保持著古老傳統。父親梅德元頗精家計，攢了一點兒錢前往上海，在老城隍廟附近開了一家名叫“中和堂”的藥店。父親算得上蘇南農村裡一個成功的農民，和多少世代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那樣，到上海以後漸漸淡薄了對留守鄉間的妻子的情感，娶了第二個妻子，留下獨子梅嘉生和原配妻子在鄉間種地。

丹陽土地肥沃，風清雨潤，梅嘉生和母親耕作雖艱，溫飽還是可以維持的。梅嘉生小時候給舅舅家放過牛，牛在田邊吃草，這個細心的小男孩總喜歡在田埂兩側種上些果樹之類的東西，雖無一定之規，卻以桃樹居多。舅舅倒是挺喜歡梅嘉生，供他上了兩年鄉間私塾，略略讀些個趙錢孫李、子曰詩雲。

13歲時，梅嘉生隨母親來到上海。母親進一家日本人開的紡織廠做工，梅嘉生進小學讀書。這時，梅嘉生的父親和後娶的太太同住，母親帶著梅嘉生另租了一間小閣樓安身。母親的工作緊張而勞累，每天中午梅嘉生放學回家，就趕緊做飯給母親送去，然後再去上學。

幾年後梅嘉生小學畢業，由父親託人介紹到楊樹浦中藥店“德勝堂”當學徒。待出徒後，他回到父親的“中和堂”藥店當夥計。梅嘉生從小好學，來到上海更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學識就斷然沒有出息。工作之餘，他抓緊自學。他發現英語是自己的薄弱環節，而在上海闖世界，英語的用處太大了。他用自己積攢的錢，報名上了英語夜校。

在夜校，梅嘉生遇見一位美麗溫柔的姑娘。

她叫周政，是一位富商人家的小姐，比梅嘉生大一歲。

周政祖籍浙江寧波，父親周惠良在上海開一家百貨商行，經營得相當不錯，家有兩層的洋房一幢，頗有氣派。周政聰明伶俐，喜歡讀書，從小生活得無憂無慮。父親視她為掌上明珠，鼓勵她好好讀書，母親卻是典型的傳統腦筋，認定“女子無才便是德”。周政從寧波來到上海讀到小學畢業，在家中很有發言權的母親就再也不讓她讀下去了。疼愛女兒的母親希望女兒像那個時代多數女孩兒一樣，由家裡看定一個好人家，嫁出去過一生平靜的生活。

可是周政偏不。

母親的主意是要她老老實實待字閨中，周政卻找來新書新雜志讀個沒日沒夜。母親一讓她考慮結婚的事，她就報以沉默。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17歲的妹妹出嫁了，妹夫大學畢業後在繁華的南京路上開有生意興隆的皮貨店。這使母親更加著急地催她選定人家。周政不為所動，還是像往常那樣對母親說：“我要讀書。”她不住感嘆的就是鄰居的孩子能上學。

母親說：“讀了書要和男人寫信嗎？那不行！”

周政又沉默了。

媒人接二連三地來。在這些人面前，周政毫不客氣，總是一頓嘲弄，最後把他們趕將出去。在母親面前，周政吵著要出去讀書。

滴水穿石，幾年過去，周政20歲出頭了，母親終於妥協，答應周政去上一家夜校。

周政選定要讀英語，因為在小學裡，她所有的英語考試都是100分。

開學以後，周政在英語世界裡如魚得水，此外的一切都不加關心。她前面的座位是不固定學生的，誰坐都行。但是，不知從哪天起，就總由一個中等個頭、英氣勃勃的小夥子及時趕來坐下了。“他總來坐在這兒幹什麼？”周政曾感到奇怪。

又過了不久，坐在前面的小夥子開始向她請教英語方面的問題了。原來他的英語不如自己，特別是做中譯英練習的時候有困難，周政自然幫助解答。待到做課堂作業，前面的小夥子遞來了小紙條，還是向她請教英語問題。

到後來紙條傳多了，周政感到有些異樣，就警惕地發話：“從今天起，你不要問我了。”可是紙條還是不斷。

終於有一天，紙條變成了一封信，信上說了什麼，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因為周政當著他的面把信撕了。於是又有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周政開啟了信封。她看到了信封裡包裹著一顆熾熱而充滿了活力的心。

又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周政小心翼翼地回了一封信。母親的預感終於變成了現實——女兒讀了書，和“男人”通起信來了。她看到了家庭之外那個廣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