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入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與越南戰友合影。前右四穿白衣的是黃文歡,左三韋國清,左五武元甲,左七陳賡

韋國清出任越軍總顧問

陳賡向高平走去的時候,在中國雲南、廣西境內整訓的越軍主力共計1.2萬餘人,正打點歸國行裝,準備投入戰鬥。

1950年7月中旬,除了正在硯山、龍州整訓越軍的人員以外,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全部集中到了南寧,韋國清宣佈顧問團正式成立,他擔任團長,梅嘉生任參謀長,鄧逸凡任政治部主任。顧問團下設三個組,梅嘉生任軍事顧問組組長,鄧逸凡任政治顧問組組長,馬西夫任後勤顧問組組長。梅、鄧、馬三人分別擔任越軍總參謀部、總政治局、總供給局顧問。韋國清本人擔任越軍總軍委和總司令顧問。

軍事顧問團成立了黨委會,由韋國清、鄧逸凡、梅嘉生、馬西夫、李文一、鄧清河組成,韋國清為書記,鄧逸凡為副書記。

實際上,這個人事安排格局是在6月27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會見軍事顧問團後定下來的。那天會後,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在頤年堂留了下來,劉少奇又一次走來,吩咐說,需要什麼人選你們只管提出來,提出來由我們批準就行了。

劉少奇走後,韋國清主持三人會議,首先商定了工作安排。他們三個都是老熟人了,抗日戰爭中鄧逸凡還擔任過韋國清旅的政治部主任。韋國清說:“現在,我們三人就坐在一起了。中央要我抓總的工作,那麼我就照辦了。我想司令部一頭就由梅嘉生來主持,那麼梅嘉生就是參謀長了。政治工作這一頭,歸鄧逸凡來管,今後鄧逸凡就是政治部主任了。”三人一致同意這個分工。此後,顧問團中的顧問們都稱梅嘉生為“梅參謀長”,把鄧逸凡叫做“鄧主任”。

這天的頤年堂會議確定,顧問團在7月中旬集中到廣西南寧,在此之前,顧問們抓緊時間把個人事務處理好。[1]

奔赴前線作戰,對韋國清來說已經司空見慣,但這一次出國作戰,還要離別新婚的妻子許其倩,卻是韋國清始料不及的。

1950年2月下旬,新婚還不滿一個月的韋國清從福州調到北京,和妻子許其倩住進由外交部安排的前門外解放飯店。在那裡,他見到了韓念龍、姬鵬飛、袁仲賢、黃鎮等老戰友。這些軍中戰將都是準備第一批出國擔任大使級外交官的,韋國清也是其中之一。

他們集中起來上了一堂外交課後,韋國清突然腹部疼痛難忍。開始他沒有在意,拖了兩天才去北京醫院檢查,結果發現是闌尾炎,要動手術。區域性麻醉後一刀下去,醫生才發現韋國清的腹腔有問題,闌尾炎已經引發了腹膜炎。韋國清本人痛得大叫起來,醫生立刻將區域性麻醉改為全身麻醉。麻醉過程中使用的乙醚使韋國清大受其苦。原來,韋國清對乙醚過敏,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韋國清在直羅鎮和瓦窯堡兩次戰鬥中負傷,動過手術,對乙醚特別敏感,一聞見就惡心,會引起頭痛。到北京再次領教乙醚,韋國清難受極了。

4月初,韋國清病癒出院,被安排在前門東大街南側的打磨廠街鄉村飯店。這個飯店不屬於外交部,而是中央軍委招待所,韋國清夫婦住在二樓的一個小套間裡。韋國清察覺,自己的使命變化了。

韋國清入住鄉村飯店後,即被召入中南海,劉少奇和他談話。劉少奇是韋國清的老上級,詢問過韋國清的身體情況後即轉入正題說:“韋國清同志,毛主席、朱總司令、恩來同志和我研究過了,答應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我國秘密派出軍事顧問團到越南,由你去當團長。”

韋國清說:“我服從中央的決定,只是我從來沒有搞過顧問團。”

劉少奇說:“我們考慮過,覺得你比較合適。打仗、軍校自不必說了,談判小組你也搞過,同美國人打過交道。你又是廣西人,到越南工作有比較方便的一面。”劉少奇接著說:“對顧問團的工作,毛主席十分關心,我們幾個也親自過問,一定要搞好。你有困難,就來找我們。”

韋國清接受命令後立即忙開了,著手組織人馬。許其倩記得,有一次周恩來讓秘書打電話給韋國清,要韋國清淩晨1時到中南海面談工作。周恩來早就知道韋國清,但直接接觸是1946年韋國清擔任徐州軍調小組中共代表的時候。當時,周恩來、馬歇爾、張治中一起巡視各地,途經徐州由韋國清接待住了兩天,多年後,周恩來還談起過這次會面。

許其倩參軍前在蘇州上過大學,是中共候補黨員。在那個充滿理想的年代裡,她理解丈夫做的是大事業,應該傾心支援。韋國清出國前,許其倩協助韋國清做了一部分秘書工作,為丈夫打點了行裝。她到北京東單的舊貨攤上買了一個有皮革稜邊和拉鎖的帆布衣箱,五成新,是美國製造的。這個衣箱伴隨韋國清度過了在越南的戰爭歲月。[2]

1950年,初入越南的中國軍事顧問與越南戰友合影。前右四穿白衣的是黃文歡,左三韋國清,左五武元甲,左七陳賡

[1]1990年6月15~16日,作者在廣州兩次訪問鄧逸凡。另參見張雪峰:《中將鄧逸凡的人生履歷》,載《黨史博覽》2001年第12期。

[2]廖西嵐:《毛澤東派出第一個軍事顧問團》,載199年3~5月,作者在北京多次訪問許其倩。

鄧逸凡的戎馬生涯

鄧逸凡趕回南京搬家,沒有想到,他去越南的事遭到了夫人周志中的激烈反對。他對妻子爭辯說,韋國清不是燕爾新婚嗎?他都去越南,我們還能說什麼?我這一生,什麼時候不服從過命令?妻子挺不情願地收拾東西去了北京。這時的鄧逸凡遠沒有意識到,軍事顧問團的越南之行將導致他一次婚姻的失敗。

鄧逸凡接著到了廣州,他想回家鄉興寧一趟,看看闊別了23年的父母親。在廣州,中南軍區參謀長洪學智和政委賴傳珠熱情接待了鄧逸凡,他們都是新四軍的老戰友。鄧逸凡告訴他們,很想回家看看,自己還是在西安事變後寫過一封信給家裡,告訴父母親,自己在陝北紅軍中。之後收到了堂兄的回信,說父母親都健在。後來自己到了新四軍,和家裡的聯系又斷了。

洪學智、賴傳珠表示能夠理解鄧逸凡的心情,但他們說眼下鄧逸凡還回不了家,因為梅縣地區偏處廣東東北角,山高路遠,沒有順暢的公路,沿途土匪猖獗:“你要去,光派輛車還不行,還得派一支部隊護送你。”聽這麼一說,鄧逸凡也就作罷了。

鄧逸凡轉道去南寧,離開廣州之際,他發現自己走的正是當年走向革命的那條路。

鄧逸凡1912年出身在廣東興寧縣今興寧市)峭峰堡村一個農民家庭,7歲進入本村私塾,1926年考入水口鎮上高小,接觸到一些關於共産主義思想的啟蒙讀物,逐漸受到影響。1927年,15歲的鄧逸凡考入中學,參加了青年團。同年11月,家鄉鬧農會,他即回家參加組織農會,秘密散發傳單、傳遞信件。

為時不久,大革命失敗了,鄧逸凡受到縣政府通緝。他在民團趕來捉拿之前得到報信,連夜一個人離家跑到了汕頭,投在一家竹器店做篾匠。藤筐藤椅剛做得有了樣子,篾店卻倒閉了。鄧逸凡出來當上了排字工人,不久又遭失業,不得不流落街頭。人生的苦難使鄧逸凡早熟了。

1955年,鄧逸凡被授予中將軍銜

1929年,國民黨軍第5軍獨立團學兵隊在汕頭

招收學兵,鄧逸凡趕去報名,不想人家嫌他個頭太小,拒不接收。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招兵處的竹簾掀起,走出一個軍官來,用客家話問道:“小老弟,從哪裡來?”原來,他聽見鄧逸凡說客家話,就走出來了。

鄧逸凡說:“我從興寧來,因為家裡窮,想找個活路。”

那人聽了,吩咐招兵登記的人收下了鄧逸凡。那人名叫邱少郊,是廣東梅縣人,後來成了鄧逸凡的連長。鄧逸凡當兵不久參加了對軍閥陳濟棠的作戰,所在部隊被打散了,他從亂軍中逃出,去到廣州到處打工,生活又十分窘迫。說來也巧,有一天鄧逸凡走在街上,竟迎面遇上了那位邱連長,於是重新入伍。邱連長升任副營長,鄧逸凡到學兵連當了班長。此時是1930年初。

當年3月,粵桂軍閥相爭,激戰梧州,鄧逸凡所在學兵連也要開上去了。開拔前,鄧逸凡找到邱副營長說,到那裡打仗我不去,死得太沒有意義了。

邱副營長對他說:“你們不是去梧州,而是過大庾嶺,到靠近湖南的南雄,再開過去就是共産黨了,要防他們到廣東來。共産黨不是土匪,很厲害。你們去吧,去了以後不要大打,只要防一防。”

鄧逸凡聞言心中大喜,原來那裡有共産黨。

幾天後,當上了代理排長的鄧逸凡和部隊一起出發。就在他們到了南雄後佈哨的第二天,他們駐守的山嶺被紅軍包圍了。鄧逸凡身邊的人都嚇壞了,在山頂附近的排部竹棚子裡擠了四五十人。有人提出由鄧逸凡指揮沖出去打,強行突圍,被鄧逸凡制止了。很快,紅軍沖了上來,兵不血刃,將山頭的一二百人盡數俘虜。

紅軍帶著他們走路,鄧逸凡迫不及待地告訴押送他的紅軍戰士,他是共青團員,因為大革命失敗離開了家,現在,他要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