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時間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請假回了廣東東莞老家。我是抗日戰爭前夕在那裡參加革命的,算得上東江縱隊的老戰士。因為戰爭環境險惡,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兒託付給一位農民撫養,自從撤離廣東後就再沒有音訊。現在戰爭結束了,我們想把女兒找回來。

李南到東莞不久就來信說,女兒找到了。差不多同時,我也接到了去軍事顧問團的命令。

這時顧問團團部已經離開了南京。我想在離開祖國之前再和妻子見上一面,同時看一眼多年不見的小女兒。經過上級批準,我帶了一位警衛員,抱著1歲多的兒子,奔波幾天到了東莞。

我見到了女兒建芳,她正和養父、養母在一起。我走過去,建芳的養母說:“快叫啊,叫爸爸。”已經8歲的建芳愣了一下,指點著身邊的養父說:“這不是爸爸嗎?”

養母指著我說:“這是你親生的爸爸。”

但是建芳沒有叫我。

我感到一陣心酸。抗戰多年,我沒有幾天和女兒在一起,解放戰爭三年多,連女兒的面都沒見過。建國了,見到了女兒,卻是一見馬上就要離別。

一家人在東莞團圓了三天,照了一張相,我就帶著警衛員趕往南寧,顧問團正集中在那裡準備奔赴越南。[2]

竇金波中國赴越南軍事顧問團第一任炮兵顧問,後任蘭州軍區炮兵部隊首長):

1950年4月下旬,當時我是炮兵團團長,剛從青島移兵福建建甌,遵照軍委命令準備參加解放金門島的戰鬥,並準備進而解放臺灣。要參加那麼大的戰役,我特別興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軍部電話通知:“竇金波,到軍部來一趟,你的任命有變化。”

我趕緊去了。副軍長劉勇跟我開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幹什麼呀?”

我隨口說:“知道了。”

劉勇很吃驚,問:“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要我當副師長。來福建經過南京,特種兵司令部跟我談了一下。”

劉勇晃了晃腦袋,把一紙電報推到我面前,說:“看一看這個吧。”

電報說,竇金波調往赴越南軍事顧問團,立即到南京向華東軍區司令部報到。我完全愣住了,沒想到剛剛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這世界變得真快。

沒說的,我立即趕往南京,但心裡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還不知道有沒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軍務處處長張懷忠是我在膠東時就認識的一個師長,他把我介紹給了正在組建顧問團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談了顧問團的組成情況,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說,凡去顧問團的幹部家屬都集中到南京來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從青島來了。組織上知道她産期臨近,一定會妥善照顧。待顧問團人員到齊後,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務。

大約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領我們顧問團團以上幹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應中央電召也去北京,列車上掛了一節專列車廂,我們也就搭乘他的車廂一起走了。事後才知道,朝鮮局勢非常緊張,大規模戰爭爆發在即,中央同時在考慮解放臺灣的問題,召集高階將領去北京商議對策。在列車上,我發覺粟裕將軍經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經過慎重考慮下的決心,這當然是光榮的任務。待我從北京參加了中央首長的會見回到南京時,女兒已經降生了。我給剛出生的女兒起了個名字叫“越華”。[3]

田大邦中國軍事顧問團派往越軍主力團第102團的顧問,後任昆明軍區副參謀長):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軍第119團團長,率部向滇西北進發剿匪,隨即又進至西昌地區,配合友軍剿匪作戰。仗打得很順利,到5月間就班師返回昆明。當我來到洱源縣的時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報到,接受新任務。我趕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師長王硯泉也接到命令從滇西往昆明趕,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隨即向軍部報到,原來是讓我到越南部隊去當顧問。

我們在昆明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學習領會國際主義精神,掌握政策。然後由第37師副師長吳效閔帶隊乘火車到開遠,接著趕到了硯山縣。越軍主力308師的兩個團——第88團和第102團——已經到了,我到第102團擔任顧問,我的戰友周耀華去了第88團當顧問。第102團團長是武安,政委是黃世勇。武安三十來歲,原先是河內的一個工人,作戰勇敢,和我的關系挺融洽。我們團一級顧問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聽他們談訓練安排,我們提出意見。看了越軍部隊以後留給我的印象是,越軍戰士忠於祖國,能吃苦,這樣的部隊訓練出來是能打仗的。[4]

1952年,中國顧問團照片。左起:許法善、馬西夫、羅貴波、史一民、張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許生、張振東

張祥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雲南文山軍分割槽副司令員):

那時候,我還以為國內戰爭結束了,這輩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初,我任第17師第110團第2營營長,結束了滇南戰役後從元江回到昆明,駐守飛機場。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師部報到。我馬上進城到連雲巷師部所在地,師長周學義告訴我,已經確定,派我去越南當軍事顧問,立即出發去開遠向軍部報到。他還特意叮囑:“此事絕對保密。”

我趕到開遠,在這裡遇上了從別的團抽調來的顧問。我們在一起學習了一段時間,主要學習黨章、國際主義精神和軍事。大約有一個來月,學習結束我們就去了硯山。當時,越軍第308師剛剛來不久,由我軍整訓。我們走前軍部開了一個挺隆重的歡送會,會後周希漢軍長帶我們去第308師,我被分在越軍一個小團營)任顧問。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訓結束之後,進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這個小團打。

李增福中國軍事顧問團顧問,後任昆明衛戍區司令員):

那個時候我年輕呵,才23歲。

我是江蘇沭陽人,1940年13歲的時候參加了抗日遊擊隊。第二年皖南事變發生,隨著遊擊隊“升格”,我就成了新四軍戰士。抗戰勝利,我隨黃克誠師長進軍東北,又從東北一路打下來,到了廣東、廣西,那就是一路追擊了。1949年底我軍進了廣西,一部分國民黨殘軍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軍部隊拼命追。追到了離鎮南關六公裡處,突然接到總部命令:就地停止追擊,任何部隊不得出關。

這樣,我到了越南門口又折回來了。

1950年夏天,我們第39軍集結到河南漯河整訓,這時,我擔任營長。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幹部開會,突然接到了團長的電話:“張師長打電話來,要你帶上一個警衛員、一個飼養員,全副武裝,立即到團裡來。”

我問:“什麼事呀?”

團長說:“來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