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組成中國軍事顧問團(第1/5頁)

中國、越南和寮國地理位置圖

韋國清擔任軍事顧問團團長

根據印支共中央的連續請求和羅貴波就此事的報告，中共中央於1950年3月下旬正式形成會議，組成中國軍事顧問團入越，協助越軍作戰。顧問團團長由原第3野戰軍第10兵團政委韋國清擔任。

選韋國清入越，頗經多方考慮。首先，他久經戰陣，長期以來是獨當一面的軍事指揮員。在紅軍中，他曾是一名工兵。在抗日戰爭中，他是徵戰於江淮地區的“麻雀戰專家”。解放戰爭中，他成為縱隊軍）和兵團的司令員，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渡江戰役前夕，他擔任第10兵團政委，和司令員葉飛一起揮師解放了福建。入閩後，韋國清轉而接手地方工作。此種經歷使他既熟悉軍事也熟悉政治工作，足當重任。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韋國清是廣西壯族人，他的家鄉和越南相距不遠，越南也有壯族人，彼此的語言可以相通。去越南，這是韋國清得天獨厚的條件。另外，從個人性格來說，在第3野戰軍的高階將領中，韋國清以機智穩重著稱，擔任赴越軍事顧問團首長很合適。[1]

韋國清恰好在北京，正等著中共中央軍委分配工作。

韋國清原名韋邦寬，1913年出身於廣西東蘭縣勞石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夏天，15歲的韋國清參加了韋拔群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參加過攻打東蘭縣城的戰鬥。1929年他加入共青團，同年參加由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當過張雲逸的警衛員。此後他轉戰桂黔湘邊界地區，然後進入江西蘇區，於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很快成為一名年輕的紅軍團長。

1934年10月，韋國清參加二萬五千裡長徵。他曾率部參加搶佔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的關鍵性軍事行動。紅軍搶渡烏江時，當時任幹部團特科營營長的韋國清跟隨團長陳賡，率工兵連星夜疾行60華裡，趕到邊界河渡口，神秘迅速地架起浮橋，使中央紅軍得以及時全部過河，攻佔遵義。到達陝北後，在紅軍的最後一戰直羅鎮戰役中，韋國清身負重傷，傷愈後進入紅軍學校學習。

抗日戰爭初期，韋國清擔任過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校長。1940年後任新四軍第3師第9旅政委、第4師第9旅旅長等職，轉戰於淮北。他於1942年12月指揮了朱家崗戰鬥，這次戰鬥對粉碎日本侵略軍發動的對淮北地區的大掃蕩具有決定性意義。1943年春，國民黨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突然率部襲擊新四軍淮北根據地，韋國清率第9旅主力迅速包圍了韓德勤部，予以圍殲，生俘韓德勤，為新四軍堅持在淮北和蘇北的抗戰創造了有利條件。1944年9月新四軍第4師師長彭雪楓犧牲後，韋國清就任副師長。

中國赴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

抗日戰爭勝利後，韋國清曾任軍調處執行部徐州小組中共代表。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後，韋國清任山東野戰軍第2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指揮部隊參加了朝陽集、宿北、魯南等戰役。1947年2月，他率領一個縱隊越過隴海鐵路，發起白塔埠戰役，殲滅了國民黨第42集 團軍軍部和它的第2師、第4師，活捉其司令郝鵬舉。隨後，韋國清率部參加萊蕪戰役。在著名的孟良崮戰役中，他指揮兩個縱隊在青駝寺阻擊國民黨援軍，血戰三晝夜，擋住了援兵，保證了華野主力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最精銳的第74整編師。

1948年起，韋國清任蘇北兵團司令員，參加了淮海戰役。擔任第10兵團政委後，他同司令員葉飛率部渡過長江後參加上海戰役，爾後進軍福建，先後任福州市委書記、福建省省委組織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韋國清被調到北京，準備讓他去聯合國任職。正好趕上要成立赴越軍事顧問團，幾乎是一夜之間，韋國清未來若幹年的人生軌跡完全改變了。

[1]1991年10月，作者在北京訪問雷英夫時談及對韋國清的評價。

二、三、四野，各組越軍一個師的顧問隊伍

1950年3月中旬，組建赴越軍事顧問團的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劉少奇寫了一封信，要韋國清持信向四個野戰軍首長請示，請他們為軍事顧問團選派幹部。

韋國清拿著劉少奇的信先找到了第2野戰軍政委鄧小平。鄧小平看過劉少奇的信，爽快地說：“這樣吧，我們剛好都在北京開會，你一個一個去找太辛苦了，我們一起去找他們商量一下。”

鄧小平和韋國清一起來到林彪住處，鄧小平對林彪說：“中央決定派軍事顧問團去越南，韋國清來請我們各個野戰軍選調幹部，少奇同志還寫了信來，我們一起到彭老總那裡商量一下如何？”

林彪表示同意，大家一起到了彭德懷那裡。彭德懷一口答應，說：“現在國內戰爭基本上結束了，你們要什麼幹部就給什麼幹部，要多少給多少，我們全力支援。你說要多少人吧。”

林彪在一旁附和彭德懷的意見。

韋國清說：“越南現在要組建三個師，有的是羅貴波去了以後剛組建起來的。越方的意見，除了總部機關以外，第一步要選派三個師的各級顧問去越南。”

鄧小平說：“我看三個師的顧問由中央決定分配吧。軍事顧問團的團部人員，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3野戰軍選調，怎麼樣？”

韋國清說：“這樣辦好，我再向少奇同志彙報。”

聽了韋國清的報告，劉少奇說：“小平同志的意見很好，顧問團團部人員就由三野選調。那三個師，還有一個學校的顧問，要發個通知，向各個野戰軍明確分配一下。”

韋國清請示：“可否由二、三、四野戰軍各選調一個師的各級顧問，軍政學校的顧問和教員，由四野就近選調？”

劉少奇同意韋國清的意見，說：“這樣好。一野在西北地區，任務很艱巨複雜，人員又少，這次就免了吧。你把這個考慮向聶總報告，看他還有什麼意見，請中央軍委發個通知。”

此議最後經毛澤東批準。

195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二、三、四野戰軍各抽調一個師的全套幹部參加赴越軍事顧問團。同時確定，由第3野戰軍調集幹部組成顧問團團部班子，由第4野戰軍抽調一個軍事學校的班子擔任越軍軍事學校的顧問。

4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華東、中南軍區和軍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調營以上幹部13名，參加軍事顧問團，準備擔任越軍高階指揮機關和部隊的顧問或助理顧問。

第3野戰軍首長粟裕和韋國清商議後，由粟裕提名並確定，由當時設在南京的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首長組成顧問團團部，由總隊隊長梅嘉生擔任韋國清的主要助手。

梅嘉生，是第3野戰軍各軍中頗具傳奇色彩的將軍。他是江蘇丹陽人，1913年生於一個清貧的農民家庭，幼年隨母親到上海讀書，初中畢業後當過店員，而後繼續求學並且接受了進步思想，不久又到南京投考軍校，學習裝甲兵課程。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梅嘉生於1937年秋天回到自己的家鄉，組織抗日武裝。這時，在他的鄰村，大革命時期就成為中共黨員的管文蔚也在組織抗日部隊，梅嘉生於當年冬天和管文蔚取得聯系，組織起農民自衛團。不久，陳毅率領的新四軍第1支隊北上，梅嘉生所部即歸屬新四軍，不久後參加了著名的黃橋之戰。梅嘉生於19大隊隊長，後任新四軍第1師第3旅參謀長。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轉戰蘇北、山東，參加了許多重大戰役，戰功卓著。爾後，他曾任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參謀長，第23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在渡江戰役中，他所在的第23軍經歷了和英國軍艦發生沖突的“紫石英號事件”，這是新中國成立前發生的最重大的涉外軍事沖突。他熟悉司令部業務，思考細致周密，是一名出色的參謀長。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梅嘉生

一紙密令，戰將雲集顧問團

一紙密令頒發，剛剛拂去了解放戰爭徵塵的上百名師、團、營級軍官迅即離開熟悉的崗位集合起來，向南方那個多少有些陌生的國度進發。

在幾十年光陰閃過之後回首這段往事，幾乎無人不說由於年深歲久，這段奇異經歷埋藏得太深，使得記憶的探鏟在啟封它們的時候也不知不覺磨損得太多了。幾乎是四十年後，當年的軍事顧問趙瑞來對筆者說：“歷史學家為什麼要等歷史走遠了才來研究歷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裡剿匪時，通訊員送來副師長王硯泉的信。信上告訴我，已經確定讓我去越南當軍事顧問，並要我立即回軍部報到。眼下四十年過去了，我只記得信裡的一句話了，副師長說：‘……這是我們中國第一次向外國派軍事顧問，希望你發揮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的寶貴經驗……’這封信我儲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後一次搬家，把這封信給燒了，燒成灰了。歷史學家，你們來晚了。”[1]

不過，在中國和越南的現代關系史上，這樣牽動歷史的事件畢竟是不可能磨滅的。讓我們記錄下幾位當年的顧問團成員對久遠往事的回憶吧。

張英原中國赴越軍事顧問團辦公室主任，後任中國駐斐濟大使、外交部領事司司長）：

我於1946年隨廣東東江縱隊離開老家東莞撤到山東，編入後來的第3野戰軍。在山東，我們打勝了。苦戰三年，終於一路打到了南京。進入南京以後，我在華東軍政大學第3總隊擔任組織科科長。1950年4月下旬，總隊首長梅嘉生、鄧逸凡先我一步調離。鄧逸凡走後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擔任政委。誰知過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軍事顧問團的調令，我們剛開完梅、鄧首長的歡送會又開了歡送李文一的會。這期間，總隊的倪有石、孫志明和王振華也調到顧問團去了。李文一出發前告訴我，上級已經確定我擔任副政委，要我抓好總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