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前言（2） (1)(第2/3頁)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大東亞戰爭”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華期間另一個戰爭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的重要流派——“白樺派”的代表人物。20世紀初，武者小路實篤從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出發，曾一度採取了反戰的立場，並寫了反對日本軍人屠殺臺灣人的《圍繞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戰劇本《一個青年的夢》(均1915)。但是，到了後來，他逐漸地變成了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實篤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亞戰爭私感》。這是一本赤裸裸地進行侵華戰爭宣傳叫囂的言論集。全書分為若幹章，均冠以標題，如“日本的使命”、“日本為什麼強大”、“日本人的慈祥”、“大東亞戰爭”、“克服死亡”、“未來東京的夢”、“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人戰無不勝”、“大東亞戰爭及以後的事情”等。在這部臭名昭著的書中，武者小路實篤對“大東亞戰爭”的所謂“合理性”，做了荒謬的論證。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極力把日本說成是中國乃至亞洲的恩人和救星。他聲稱這本書是寫給那些“對日本不抱好意的一部分亞洲人”看的。他要告訴這些人：“如果亞洲沒有日本這個國家，那亞洲會怎樣呢?”結論是：“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日俄戰爭，滿洲肯定成了俄國的地盤。不光是滿洲。如果沒有日本，那麼朝鮮不用說，中華民國的北部就成了俄國的，南部就成了美英的了。”“如果沒有日本，他們(指中國、朝鮮等——引者注)，無論怎麼折騰，都將成為美英國家的盤中肉。或遲或早都會如此，不會有別的結果。只有日本國的存在，才能毅然站出來制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從這種觀點出發，武者小路圖3武者小路實篤(右)和周作人

實篤極力為日本的戰爭行徑評功擺好。在他看來，日本為了和俄國爭奪在中國的殖民霸權而進行的那場“日俄戰爭”，完全是為了東亞和中國；當時歐美人自視比亞洲人優秀，又倚仗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良的武器，欲把亞洲人當作奴隸，而敢於對此提出抗議的，惟有日本。“他們之所以不能無憂無慮地從事邪惡的勾當了，就是因為有了日本國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日本國看去雖小，但卻不接受美英的蔑視。而且“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在亞洲，只有日本是一個從來沒有受到侵略的國家，因此它被人類賦予了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解放亞洲”。他希望亞洲人明白一個事實：“日本拒絕美英隨心所欲地壓榨亞洲，惟有日本一個國家能夠使他們把亞洲的財富還給亞洲，使亞洲人不再作奴隸”；“這次的大東亞戰爭，就可以視為日本為完成使命而進行的戰爭。”“所以日本人絕不是隻顧自己的國家，誰擾亂了東亞的秩序，就必須受到制裁。”“對那些不得不向美英屈服的弱國，不能再讓他們弱下去了。日本即使付出犧牲，也必須幫助他們。”所以他認為，亞洲“都得感謝”日本；“亞洲人要深刻地意識到，日本的存在，對於亞洲來說實在太幸運了。”“倘若日本失敗了，那對於亞洲來說，對於東亞來說，都將是無比悲慘的。因此，亞洲人民愛日本，盼望日本取勝，是理所應當的。”

在《日本為什麼強大》一章中，武者小路實篤把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論拾掇起來，大肆宣揚“日本主義”，宣揚日本人和日本國家的優越性。他認為日本之所以強大，首先是由於日本的“國體”的優越。那就是：“日本國民全部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衷心奉仕天皇，萬眾一心”；人民為了天皇獻身感到無上的光榮，所以在戰爭中湧現出了“特別攻擊隊”那樣的為了完成任務而從容赴死的人。其次，日本之所以強大，還因為“日本恐怕是世界上擁有實幹家最多的國家”，這一點使日本人“在世界上出類拔萃”。日本人從不懶惰懈怠，“都是勤勉的國民”。在《日本人的慈祥》一章中，武者小路實篤認為日本人是“慈祥”的，武士的感情，日本人的感情比較脆弱，但是，“越是慈祥越是強大，越是強大也越是慈祥”。在《克服死亡》中，武者小路實篤和保田與重郎一樣，宣揚“死的美學”。他說：“人間有超越死亡的東西。我贊美為了超越死亡的東西而從容赴死。這是最美的死，也是超越生的死。”

武者小路實篤關於日本強大的結論是：

日本人強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譽心強，性格要強，吃苦耐勞。關鍵時刻敢於犧牲。我認為，決不茍且偷生的性格，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突擊、肉彈(意即以肉體為槍彈，同歸於盡的自殺——引者注)，這些都是日本軍隊奪取最後勝利的原因。俗話說：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這種斷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敵人聞風而逃，空戰時日本使用這種戰法常常取勝。捨身的戰法，這是日本從古代就有的戰法，這種戰法直到現在依然有效。

有個詞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強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齊備，精神昂揚，舉國一致，擁有兩億人的巨人站了起來，所以強大。

作為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武者小路實篤顯然堅信日本必定取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為此，他在《未來東京之夢》一章中還設想了勝利後的美妙情景。他寫道：“東京是日本帝國的首都。這個帝都理所當然地應成為亞洲第一文化中心地。”“東京是亞洲的軍備的中心，學術文化的中心。東亞人如果不來一次東京，那就不能開口說話。”“在大東亞戰爭完成的同時，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為亞細亞全體精神的中心。所以東京一定是亞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實證明，武者小路實篤盼望的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場黃粱美“夢”罷了。

以上，我們分述了明治維新後到戰敗前的約半個世紀中，日本文壇有代表性的五個人物的軍國主義思想主張，從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學家在軍國主義思想及侵華“國策”的形成和實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壇上的這些人的言論在日本軍國主義及侵華“國策”的形成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從“文明論”、“文化研究”的角度，為軍國主義的形成製造了理論根據；第二，站在“民間”和“在野”的立場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華“國策”上下呼應，一唱一和，強化了“官民一致”、“一億同心”的軍國主義體制；第三，利用文學家的影響，將軍國主義思想加以闡發，在軍國主義思想的宣傳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壇與軍國主義思想及侵華“國策”的這些密切聯系，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認識日本軍國主義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更全面地瞭解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某些重要特徵。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

從17世紀到18世紀上半期，中日兩國都處在封建社會最後階段的閉關自守的狀態中，兩國的文化和文學的直接交流也不多。明治維新後，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日本積極推行侵略中國的“國策”，一步步地對中國進行滲透和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許多文學家也關注中國的情況。但是，這種關注和古代文學家不同。在古代，日本文學家大都對中國充滿著景仰之情。但是，進入近代以後，日本文學家對中國由景仰變成了輕蔑。在有關以中國為題材、為背景的作品中，他們雖然仍保持著對中國古典傳統的美好憧憬，但對現實的中國卻充滿著鄙視。例如，日本近代文學的泰鬥夏目漱石在1909年，曾應“滿鐵”(即“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對華經濟侵略的中心)總裁的邀請到中國東北和朝鮮旅行，並以那次旅行的見聞為題材，寫了長篇遊記《滿韓處處》。“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在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處處以一個先進國家知識分子的優越感、甚至偏見看待和評論在中國所見到的一切。例如他看到中國馬夫用鞭子抽馬，看到人們對街頭一個受傷的可憐的老頭兒不予理會，就得出了“殘酷的支那人”的結論；在奉天(今沈陽)喝茶喝出鹹味來就相信是沈陽人的糞便滲透到地下所造成，便得出了“骯髒的支那人”的結論；看到住處窗戶後面埋著一口接廢澡水的大缸，也覺得可怕，等等。著名小說家芥川龍之介1921年曾在中國遊歷數月，並寫了以此為題材的數種遊記。他在《支那遊記》的“上海城內”一節中，這樣寫道：

……從那巷子轉彎，就是久聞其名的湖心亭。聽起來是個好地方，實際上只是個破爛頹敗的茶館。亭外的池中，漂浮著綠色的汙垢，幾乎看不見水的顏色。池子的周圍用石頭壘著奇怪的欄杆。我們剛走近這裡，就見一個穿著淺蔥色布衣，拖著長辮子的高大的中國人，正在悠然地往水池中撒尿，(中略)近處豎立著的中國風格的亭子，泛著病態的綠色的水池，以及嘩嘩地朝這水池傾瀉的小便，——這不只是一幅可愛的憂鬱的風景畫，同時又是我們面前這個老大帝國的可怕的象徵。

(中略)

……《金瓶梅》中的陳敬濟、《品花寶鑒》中的奚十一，——在這人群當中，這號人物似乎不少。但是，什麼杜甫，什麼嶽飛，什麼王陽明，什麼諸葛亮，卻似乎一個都找不出來。換句話說，現在的所謂中國，已不是從前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在猥褻、殘忍、貪婪的小說中所表現的中國了。

誠然，這樣的議論和描寫多少反映了當時中國的實際情形。但是，日本人諸如此類的對中國野蠻落後的描繪，本身卻常常暗含著日本人的一種優越感，一種傲慢與偏見，甚至是一種“弱肉可食”的潛臺詞。

隨著時間的推移，“潛臺詞”變成了“前臺詞”。從2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文壇上出現了一些鼓吹對華侵略的作品，還有一些作品在對中國及中國人形象加以扭曲描寫的同時，某種程度地顯露出了對華侵略的訊號。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濟南慘案”與《武裝的街道》1）

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就對中國進行了多次武裝侵略和挑釁活動。其中，1928年的“濟南慘案”就是一起重大的侵華事件。

以濟南慘案為題材的作品，有日本“無産階級作家”黑島傳治的《武裝的街道》。

在中國的北伐戰爭時期，日本為了保證自己在中國北方、特別是在山東的既得利益，極力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1928年初，蔣介石率軍北伐，日本則以“就地保護僑民”為由，出兵山東，並與北伐軍在濟南遭遇。日軍蓄圖4黑島傳治像意挑釁，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在慘案中，日軍佔領了濟南，屠殺中國軍民6123名，殺傷1 700名，造成財産損失2 957萬元。黑島傳治的《武裝的街道》從慘案發生前寫起，以日本在濟南開辦的一家火柴公司為中心，描寫了日本在濟南對中國人民的經濟掠奪和殘酷剝削。在“排斥日貨”的運動中，這家火柴廠採取偷梁換柱的手法，在日貨上貼上中國産品的商標，充當中國的“國貨”，千方百計在中國傾銷産品。他們視中國的苦力為牛馬，給他們吃的是黑窩頭、高粱渣，卻逼他們一天幹十五個小時的活。他們的理論是，“支那人都是惡劣的人種。千萬不要誇獎他們”；“他們不知廉恥。我們無論怎樣善待他們，他們也不知足。給他十塊錢，他們發牢騷，給他一塊錢，也一樣是發牢騷。……所以，要是給他們很大的恩惠就太愚蠢透頂了。”而且他們還振振有詞地宣稱：“我們來到支那，的確是僱傭苦力幹活了。但是，難道不是我們給了那些家夥一份工作嗎?沒有我們在這裡開辦的工廠，他們到哪裡去賺錢呢?”他們不僅要中國工人給他們賣命幹活，還要求中國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們的奴隸。他們認為，“在朝鮮，在滿洲，支那人都對我們敬而畏之，戰戰兢兢”，而“這裡(指山東——引者注)的支那人還敢擺譜，就是因為這裡沒有日本的軍隊。”

而向山東進軍，早就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事情了——

〔濟南〕對日本究竟意味著什麼?山崎(小說中的日本記者——引者注)是很清楚的。

“濟南，實在是天下之要沖。陸為南北中間，海上遏制渤海南半。站在濟南一動，則可影響天津北京之形勢。若把灤河上游的北京看做脊背，濟南則可看做腹部。而且，在去青島的沿線，坊子、博山、淄川、章丘等地，埋藏著約十八億噸的煤炭。在往西二百數十裡的地方，就有山西的大煤田，那裡蘊藏著相當於全亞洲煤炭儲量八成的六千八百億噸煤，還有無盡的鐵礦。 日本今後要在資源需求上獨立，就不能無視山東煤炭的價值，而且也不能無視山東煤炭的世界的價值。”(《日本和山東的特殊關系》，第19頁)

山崎當然知道這些。

“為了在滿蒙的特殊利益， 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投入了巨額的資金進行開拓。應該始終維護這一利益。在某種情況下，即使放棄山東，在滿蒙的特殊利益也必須保證。滿蒙是先，山東是後。有人認為，為了滿蒙我們以國力相賭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山東，某種程度的忍耐也是不得已的。當然，滿蒙的天地廣闊，利害關系重大，對全域性的得失關系甚大。但是，從廣東興起的支那的民族革命，共産主義者的悄然興起，如今眼看已經完全滲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滿洲，也處於魔手可及的狀態。山東作為滿蒙的屏障，有著重大的價值。有了山東，滿蒙才有安全。況且山東在地理位置優越方面，在軍需的價值方面，在作為黃河流域無限財富的後方地帶方面，使得它在我國的國防上、國民生活上，都永遠不能脫離我國的勢力範圍。像美國的資本家，早已看到黃河泛濫區適合棉花的種植，已派人進行調查研究。如果那裡能夠生産棉花，那麼，就可以結束日本從美國進口棉花的歷史。對於日本來說，如果喪失了山東的主人公的地位，那麼，將來，日本在鋼鐵、煤炭方面的獨立性就要喪失掉。不僅如此，日本如果從支那北部退卻，在保守退縮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國的淪落和衰退?支那大陸雖廣，但我國在經濟上絕對支配的地域，除了滿蒙，就只有山東了。日本在過去十餘年間，投入了巨額的資本，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開發山東的資源，現在國人的投資已達一億五千萬元。確保我們的同胞辛苦開拓的經濟基礎，並加以發展，是理所應當的。”(同上書31頁)

也許沒有比黑島傳治在小說中引用的這段資料更能說明日本對山東的野心及製造“濟南慘案”的原因的了。所謂“保護日本僑民”雲雲，不過就是保護日本在山東的“特殊利益”罷了。

於是日本軍隊來了。他們在濟南大逞淫威，燒殺搶掠。濟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裝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濟南慘案”與《武裝的街道》2）

黑島傳治作為日本的“無産階級”作家，對濟南慘案的看法及其描寫是不同於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和右翼文人的。盡管鑒於當時日本國內的形勢，他對日軍在濟南慘案中的駭人聽聞的罪行，——如洗劫中國的商店，濫殺平民，甚至違反國際法準則，慘殺前去交涉的中國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現。但是，他能夠尖銳地指出日本製造濟南慘案的真正原因在於維護日本在山東的“特殊利益”。他還寫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戰行為，並且正面描寫了對中國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職員。大體上說，《武裝的街道》對濟南慘案的描寫是公正的，立場是“反戰”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濟南慘案發生時日本宣傳媒介向日本國民所做的歪曲報道：

那一天，被殺害的日本人，連同兩天後在土中發現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內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資産階級的報紙卻報道為二百八十名。報紙上寫道：〔日本〕婦女被強奸後遭殺害，赤裸著身子，慘不忍睹；姑娘的陰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斷，眼睛被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