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前言（2） (1)(第1/3頁)

但是，在我國，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卻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國出版了張十方先生撰寫的《戰時日本文壇》和歐陽梓川先生編的文集《日本文場考察》兩本書。這兩本小冊子，是當時中國文壇對日本的侵華文學進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於當時的條件，對日本侵華文學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兩本書加在一起總共只有六七萬字，內容上也互有重疊)。從那以後直到現在，除了近來為數寥寥的幾篇文章以外，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長期處於空白狀態。“筆部隊”及其侵華文學在侵華戰爭中起了那麼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們的研究卻遠遠未能反映實際情形。本書的意圖就是要填補這方面的空缺，站在當代中國人的立場上，對日本侵華文學進行整體、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華文學長期充斥文壇，數量巨大，僅在1937年至1945年間，光單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種以上。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更是不計其數。對侵華文學的研究必須基於原始的文獻資料，而且必須消化、鑒別和利用這些文獻資料。但是，我在本書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羅列這些材料，而是採用以點帶面、連點成線的方法，對侵華文學中的重要的文學活動，對有代表性的、影響較大的作家作品的個例進行重點分析解剖。不但要對侵華文學進行揭露和批判，還要回答諸如下列一些問題：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華戰爭?為什麼幾乎所有的日本文學家都成了“戰爭協力者”?日本文學及文學家在軍國主義的形成和侵華戰爭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日本文學家負有什麼樣的戰爭責任?他們又如何認識自己的責任?日本侵華士兵的形象、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在日本侵華文學中如何被塑造?如何從日本的侵華文學看日本文學的某些本質特徵?等等。與此同時，還對侵華文學的發展演變的線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說，把“史”和“論”結合起來。因此，單從每一章看，它是對日本侵華文學的某個專題的研究，而把全書各章貫通起來看，它又是一部較完整的日本的侵華文學史。

侵華文學史，就是日本文學的罪責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就是日本侵華文學的一份“罪案”。整理這麼一份“罪案”非常必要和重要。不立這麼一份“罪案”，其罪責就有被忽視、被忘卻的可能。眾所周知，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戰後，日本許多人，特別是許多政客官僚悍然為軍國主義招魂，動輒大放厥詞，掩飾侵華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戰爭。他們一方面在國際壓力下不得不作形式上的“反省”，另一方面又在每年夏天摩肩接踵地到作為軍國主義之象徵的靖國神社參拜。同時，日本文學界的軍國主義勢力也蠢蠢欲動。文學家中有人在兜售《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如林房雄)，有人公開否定南京大屠殺(如石原慎太郎)。1998年5月，歌頌戰爭犯子東條英機的電影《自尊》又粉墨登場。這些都表明，對日軍侵華歷史的追究和清算還遠遠沒有完成，它仍然是日本人民、也是中國人民的長期而又艱巨的課題。本書的研究，就是這個重大課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俗話說“以史為鑒”。將日本侵華文學加以研究整理，以此警世，以此儆人，這就是本書寫作的根本宗旨。

從學科領域上說，本書所研究的是戰爭與文學的關系。在世界文學史上，戰爭與文學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戰爭常常決定著、改變著一個時期、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學的面貌。戰爭與文學的關系應該是比較文學中的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日本的“侵華文學”自然也從一個特殊的側面反映了日本文學與中國的特殊關系。因此，本書也是戰爭與文學關系研究、日本文學與中國的關系研究的一個嘗試。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福澤諭吉：“文明戰勝野蠻”

明治維新以後，最早關注中國問題，並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狀做出自己的獨特分析的，是日本啟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福澤諭吉(1834~1901)。作為文學家，福澤諭吉為創造日本近代的平易暢達、富於宣傳效果的評論、政論和隨筆散文等諸種文體，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以這樣的文體，寫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對中國文明的歷史和現狀所做的分析，他那帶有強烈的軍國主義侵略意識的中國觀，極大地影響了日本人的中國觀，對於日本歷屆政府對華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對中國的看法標誌著日本傳統的中國觀的終結，並為日本近代的中國觀奠定了基調。

圖1福澤諭吉像“筆部隊”和侵華戰爭福澤諭吉在他的《文明論概略》(1875)一書中，以西方的進化論為思想基礎，把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個檔次。他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最野蠻的國家。”在這裡，福澤諭吉還把中國和日本放在了同一個檔次上，稱之為“半開化國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極個別的人(如江戶時期的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文學家們大都對中國充滿著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鴉片戰爭結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啟蒙還是以中國為榜樣的。福澤諭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是文明國。福澤諭吉則明確地從文明理論上把中國的“文明”檔次降了下來，為他的文明理論的進一步展開做了鋪墊。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須擺脫以中國的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亞洲文化，學習西洋並謀求加入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從而成為和西方國家一樣的“文明”國家，這也就是他後來提出的“脫亞入歐”；其次，日本現在有了“文明開化”的覺悟和條件，而中國沒有，所以，雖然日本和中國一樣屬於“半開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這關鍵的一點上還是要高於中國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是貧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他的根據是：日本是一個崇尚武力的國家，是一個天皇的“至尊”與武士幕府政權的“至強”相配合的國家，“中國是一個把專制神權政府傳之於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如果從這個問題來討論文明的先後，那麼，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達不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 日本比中國容易。”(《文明論概略》)而到了後來，福澤諭吉就幹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國說成是“野蠻”國家的代表了。

就這樣，福澤諭吉把中國幾千年來在東亞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麼，現在應由誰來做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中心呢，在福澤諭吉看來，日本正在成為西洋各國那樣的“文明國家”，因此自然應該是當仁不讓地成為亞洲的“盟主”。他明確提出，在“亞洲東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論與朝鮮的交往》)於是，他主張用武力向中國、朝鮮等國家輸出日本的所謂“文明”，幹預朝鮮事務，並使朝鮮成為日本的附屬國；主張和西方列強一起瓜分中國，割取中國的臺灣和福建省的一半。在《東洋的波蘭》一文中，他甚至畫好了一張“支那帝國分割圖”。他積極鼓動對中國清政府開戰。當日本在“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中勝利之後，福澤諭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傳》中寫道：“日清戰爭，是官民一致取得的勝利，啊，……多麼高興，多麼感謝，我簡直不知怎麼說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榮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麼想讓他們看到今天的勝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淚。”他把日清戰爭說成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認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義下同中國作戰的，因此，在他看來，使中國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賦予日本的天職”。

福澤諭吉關於“文明”、“進化”的理論，關於武力侵略中國的主張，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重要源頭。被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象徵”的北一輝，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義綱領《日本改造法案大綱》(1919)中，明確寫著：“中國、印度七億同胞，若無我日本之扶持與幫助，實無自立之途。”他認為，為了把歐美“非法獨佔的大量領土”奪取過來，日本“有發動戰爭的權利”。其思想主張與福澤諭吉具有明顯的聯系。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時代另一位啟蒙主義思想家、文學家中江兆民(篤介，1847～1901)以另一種更具有文學色彩的形式表達了和福澤完全相同的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經綸問答》(1886)中，設計了一種戲劇性的情節結構。“酷好飲酒，又酷好談論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獨酌，已入陶然步虛”之境。而就在此時，兩位客人帶著洋酒登門拜訪。其中一人是“西裝革履，眉清目秀，身軀頎長，舉止瀟灑，能言善辯”的“紳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壯，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傑君”。三人禮畢坐定，交杯換盞，縱論天下大事。

“三醉人”當中，“紳士君”是主張以文興邦，認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會制度，世界各國遲早都要建立這種制度。而劣弱的國家，實現富國強兵之策沒有指望，所以，還不如幹脆放棄不及強國萬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陸軍備，而致力於無形的“理義”、“學術”、“美術”，使強國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與“紳士君”相對，“豪傑君”則慷慨激昂地贊美戰爭，他說：“爭源於人怒，戰源於國怒，不能爭者為懦夫，不能戰者為弱國”，“文明國必是強國”，“徵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國均為昔日的善戰國，今日的文明國均為今日的善戰國。”接著，“豪傑君”切入了主題：

在亞細亞，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時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國，國名不記。其幅員甚為博大，甚為富饒，而又甚為劣弱。我聽說此國有兵百餘萬眾，但渙散不整，緩急均不能用；我聽說此國雖有法度，但形同虛設。那是一頭極為肥碩的牲牛。為天下眾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饑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歸於我邦，則我邦必成大國。物産豐饒，人多勢眾，乃施以政教，可築城池，可築防禦，陸可出百萬精銳，海可泛百千戰艦。我蕞爾小邦，一躍可成俄羅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傑君”還進一步從日本的內政方面說明對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認為，人們身上均有“戀舊元素”，而“戀舊元素”好像癌腫，承平既久，癌腫就要擴散，因此，“國家若一聲令下，挑開戰端，二三十萬之眾，可立即集於麾下。……割掉癌腫之處，莫若我忘記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亞細亞一大國也。所以我等二三十萬癌腫患者，開往那一大國，事成則佔地雄霸，且可開啟那一種癌腫社會；事不成則橫屍原野，名留異邦。為國割除癌腫，成效必得。此可謂一舉兩得。”

那麼，“豪傑君”所說的“那一大國”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國。關於這一點，居於前兩人之間、取中庸態度的“南海先生”在後來已明確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說：

豪傑君所說阿非利加或亞細亞那一大國。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國在亞細亞，則應與之結為兄弟國家，緩急相救，互相幫援。若妄動幹戈，輕佻鄰敵，使無辜人民死於彈丸，尤非計也。若夫支那(當時日本對中國的蔑稱——引者注)，從其風俗習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勢而言，亞細亞小國當與之修好，鞏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為妙。我國産品日益增加，及至貨物豐盈，那支那國土廣大，人民蕃庶，實為我國一大販路，滾滾不盡之財源也。

可見，《三醉人經綸問答》與其說是討論天下大事，不如說主要談論的是中國。更明確地說，就是如何對付、掠奪和瓜分中國。“三醉人”的三種看法，表面看來互有不同，但實質是相通的。“豪傑君”殺氣騰騰，說得最為露骨，對中國的侵略企圖絲毫不加掩飾，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紳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贊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與“豪傑君”並無多大差別。在“紳士君”看來，像中國那樣的弱國幹脆不必有自己的軍備。那麼國防怎麼辦呢?他沒有明說，其實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後來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來“保全”中國；“南海先生”不主張對中國動幹戈，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國應成為日本的資源基地和商品市場，成為日本的“滾滾不盡之財源”。

在《三醉人經綸問答》裡的“三醉人”當中，中江兆民處在什麼位置呢?我認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個不同角度的發言，代表了他對華思想的三個不同的側面。換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總之，在這部作品裡，中江兆民是把中國作為日本獨立富強的犧牲品來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岡倉天心：“日本的偉大特權”

如果說福澤諭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表達了針對中國的軍國主義意識，那麼，岡倉天心則是從文化的角度表現了同樣的軍國主義思想。岡倉天心(1862～1913)是明治時代最早系統研究東方藝術(包括中國、印度和日本的藝術)的美學家和文藝評論家。但是，他對東方藝術的研究，並不是學院式的純學術性的研究，而是帶有強烈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色彩和傾向。他曾到中國作過藝術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寫了《支那遊記》、《支那的美術》、《東洋的理想》、《東洋的覺醒》等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和作品。

圖2岡倉天心像在《支那遊記》中，岡倉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就是，“在支那沒有支那”。他寫道：“關於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覺是什麼呢?不是別的，而是‘在支那沒有支那’。單純說‘沒有支那’，聽者也許會嗤笑，換句話說就是，‘支那沒有支那的共通性’。”岡倉天心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力圖證明的是，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誰都知道，中國的南北方在風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異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風俗文化和東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樣的道理。以此為依據來否定中國文化的同一性，無論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實質上，這裡暗含著一個不可告人的邏輯：既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那由日本來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東洋的理想》中，一開頭就提出了一句提綱挈領的話：“亞細亞是一個”(或譯為“亞細亞是一體”)，極力提倡亞洲的一體化。既然在他看來連中國都不是一體的，那又遑論整個亞洲的一體性呢?原來，岡倉天心是要匯出一個根本性的結論：亞洲應該是一體的，但是現在還沒有實現這個理想。那麼，由誰來實現這個所謂“東洋的理想”，使亞洲成為一體的呢?在岡倉天心看來，當然非日本莫屬了。

以研究東洋問題而自負的岡倉天心不會不知道，日本在歷史上是中國和印度的學生，那麼，日本有什麼資格自告奮勇地來擔當統一亞洲的使命呢?他認為：

在這複雜當中明確地實現這種統一，是日本的偉大特權。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流淌著印度、韃靼的血，我們從這兩方面汲取源泉。我們能夠把亞洲的意識完整地體現出來，這是我們的與這種使命相適應的一種遺傳。我們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無與倫比的祝福，有著未曾被征服過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們有著在膨脹發展中做出犧牲而堅守祖先留傳下的觀念和本能這樣一種島國的獨立性，我們就能夠使日本成為儲存亞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儲藏庫。而在中國，王朝的覆滅，韃靼騎兵的侵入，瘋狂的暴民的殺戮蹂躪。——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捲了全土。在中國，除了文獻和廢墟之外，能夠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榮華，宋代社會的典雅的一切標記，都不複存在了。

(中略)

就這樣， 日本成了亞細亞文明的博物館。不，她遠遠高於博物館。因為這個民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天性，這個民族小心翼翼地保護著古老的東西，同時又歡迎新的東西。憑著這種具有活力的精神，我們把過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來了。……

顯而易見，岡倉天心的這一套理論的核心，就是以日本為核心，來統一亞洲文化。他打著弘揚亞洲文化的旗號，強調亞洲各國文化上的連帶性，同時又把亞洲文化與歐洲文化對立起來，提出“歐洲的光榮，亞洲的恥辱”(《東洋的覺醒》)。正是這一套理論主張，成為日本現代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表面上看，岡倉本人並沒有明確鼓吹對華侵略，但是，他又為對華侵略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在後來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時期，他的“亞細亞是一個”成為被軍國主義當局利用來進行侵略宣傳的一個著名口號，他們甚至把這句話刻在了石碑上。在這句口號的掩護之下，對中國的蹂躪和佔領成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義舉”，對中國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揚亞洲文化”的“聖戰”，侵華戰爭也被說成是把中國從英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大東亞戰爭”。半個多世紀以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在《建設大東亞秩序》(1943)一書中，把岡倉天心的話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亞細亞的複興，並不只是意味著從歐洲的統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它同時也是在亞細亞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複活古代的光榮。而日本實際上正在為這一莊嚴的使命而戰。因為，東洋的好的東西，寶貴的東西，縱使在其故國最終也已經成為一去不複返的偉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卻以生機勃勃的生命躍動著。(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從我們的生命中所攝取的正是這種作為東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策”的形成戰爭“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體制全面形成，侵華“國策”也逐漸全面實施。與此相適應，日本文學界也全面軍國主義化。大部分文學家加入了侵華戰爭——“大東亞戰爭”的宣傳鼓譟中。其中，在理論上為日本的侵華“國策”鼓吹辯護最賣力、影響也比較大的，是保田與重郎和武者小路實篤。

保田與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文學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於指導地位的理論家。他的大量言論與著作，極力煽動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熱，故意使用別扭費解的語言，曖昧混亂的話語方式，來構建日本人對天皇製法西斯主義“國體”的非理性的膜拜。作為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家，他試圖從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中尋找日本文學的血統。他認為，“現代文藝批評家的當務之急，就是……為了偉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統在文藝史上列出譜系來。”(《一個戴冠詩人》)極力把日本的文學史說成是天皇“萬世一系”的文學，證明日本文學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謂“皇國文學”，宣揚“日本主義”和“日本精神”。作為法西斯主義文學家，保田與重郎主要不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華戰爭，而是從他“浪漫主義”的“美學理念”出發，把日本的侵華戰爭視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實現，極力把日本的侵華戰爭加以“文學化”和“美學化”，鼓吹所謂“作為藝術的戰爭”，把侵華戰爭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認為日本出兵中國內地是日本人在20世紀中採取的最“壯麗”、最“浪漫”的行動。

1938年，保田與重郎作為《新日本》雜志社的特派員，到朝鮮及我國東北、華北和北京、天津等地旅行，並寫下了遊記隨筆評論相雜糅的文集——《蒙疆》。這本書集中地表現了保田與重郎的中國觀及法西斯主義戰爭觀。他在北京看了故宮、萬壽山，認為在中國已經喪失了唐宋文化的輝煌，斷言北京是一個“頹廢”的“廢滅”的城市，而日本軍的到來，給中國帶來了美麗的生機。他極力贊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和佔領，把盧溝橋看成是日本的“大陸發現時代的端緒”；在八達嶺、上關等處看到了飄揚的日本的太陽旗，則驚嘆為“壯麗的浪漫的風景”。一路上，他貪婪地環視著美麗富饒的大陸，同時又不斷構築著日本吞併大陸的“浪漫”的藍圖。他寫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裡，日本毅然決然書寫世界歷史，從事著改變我們民族歷史的偉大事業。況且我所走過的路線，將成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線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對世界上的異國異族展示我們浪漫的日本而開拓的路線。現在是軍隊的進軍路線，不久就將成為世界性的交通幹線，成為世界文化的一大變革的據點。”“今日日本的國家、民族和國民的理想，是透過徵戰的形式來實現的。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越過寧夏，到達黃河的源頭，到蘭州去破壞赤色的線路呢?那個時候世界的交通線路就會發生偉大的變革。而這種行動本身就是日本的惟一的精神文化。”在這裡，保田與重郎著重鼓吹的，就是使侵華戰爭成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寫道：

大陸徵戰的結果，是〔日本〕國民的空想力和構想力增大了。這個時代創造力的衰退，莫過於毫無詩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動，比19世紀法蘭西帝國的行動規模遠為宏大。(中略)這是世界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宏大。世界歷史上的文化饗宴中的最大的地盤，正由日本人來開拓。我國現在進行的戰爭，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壯觀的宿命。兩洋文化的交流是20世紀的理念。而這個理念的惟一的實現者，就是東方的日本。因為，日本是亞洲歷史的惟一的防衛者。同時，作為反抗歐洲侵略的亞洲的防衛者，用鮮血譜寫開國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這種世界文化的意義上，從日本的自豪感出發，國民支援這場戰爭。更有士兵們遵照大君(即天皇——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無畏的歷史的忠勇的諦觀，從容赴死。這種雄偉壯麗的精神的風景，決不比明治的戰爭稍有遜色。

保田與重郎正是以這種狂熱心態，構築起了他稱之為“浪漫主義”，實為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美學”。那就是把侵華戰爭精神化，把精神戰爭化。在他看來，最浪漫的東西，或者說最美的東西，就是戰爭，戰爭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學。在《蒙疆》的最後，他總結說：“嚴格地說來，所謂大陸，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風土(不是地理學的現象)，今天的大陸作為皇軍的大陸，是嚴整的一體，因此它是象徵的浪漫主義，它是新的面向未來的混沌的母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