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傳:《風土》,1938年

《生活之杯》,1938年

《大日向村》,1939年

《殉難》,1939年

福田清人:《日輪兵舍》1939年

《大陸開拓與文學》,1942年

《東宮大佐》,1942年

竹田敏彥:《開墾部隊》,1939年

田研一:《奉天城——滿洲建國記1》,1942年

《王道之門——滿洲建國記2》,1942年

《新京——滿洲建國記年

淺見淵:《文學和大陸》,1942年

《滿洲文化記》,1943年

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編:《大陸開拓小說集(一)》,1939年

農民文學懇話會編:《農民文學十人集》,1939年

滿洲移住協會:《潮流·大陸歸農小說集》,1942年

滿洲移住協會:《開拓文苑》,1942年

在這些作家作品中,描寫日本對滿洲的初期移民活動的重要作家有福田清人、德永直、湯淺克衛、打木村治等。福田清人的“大陸開拓文學”的特點是以人物傳記為主要形式,表彰日本“大陸開拓”的先驅者。他的《日輪兵舍》以宮城縣遠田郡南鄉村的“高等國民學校”的校長杉山為中心,展現了初期移民活動的各個方面。作品寫到了日本農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杉山在時常來視察工作的加藤完治的指導下,在第一次武裝移民團員來信的感召下,決心動員學生向滿洲移民。他選擇了一些畢業生加以訓練,把他們派遣到滿洲。杉山本人也隻身去滿洲考察,回國後辭去教職,成立了“南鄉村滿蒙移民後援會”,專門從事移民事務。福田的另一部作品《東宮大佐》是以“大陸開拓武裝移民”的策劃者東宮鐵男為主人公的作品,意在為東宮鐵男樹碑立傳。德永直本來是日本“普羅(無産階級)文學”作家,被捕“轉向”後積極參與法西斯主義文學及侵華文學活動。他的《先遣隊》以第六次“武裝移民”村湯原東海村為中心,從“分村”運動,一直寫到移民開赴滿洲以後的生活,幾乎包含了初期移民“開拓”活動的一切方面,描寫了滿洲大地的荒涼,移民的水土不服症,強烈的思鄉情緒,與“土匪”作戰以及“大陸的新娘”的選定等等。打木村治是最早描寫日本移民在滿洲的所謂“建設”活動的人,他的《製造光的人們》以第一個“武裝移民”村——“彌榮村”為題材,描寫了一批來到了松花江畔、作為最初的“開拓者”的武裝移民如何同“土匪”、嚴寒、窮困及思鄉情緒做鬥爭,最後迎來了“大陸的新娘”。作者強調了“開拓”活動如何艱苦卓絕,把日本移民侵略者譽為“製造光的人們”。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製2)

以“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為題材的主要作品是湯淺克衛的《遙遠的地平線》,特別是菅野正男的《與土戰鬥》。《遙遠的地平線》描寫了“大陸開拓”如何艱難。滿洲的大平原,展現在主人公面前的是“遙遠的地平線”,圖8《與土戰鬥》單行本書影象徵著“大陸開拓”事業的任重道遠。《與土戰鬥》的作者菅野正男本身就是“青少年義勇軍”中的一員。作品以手記的形式記錄了“義勇軍”在日本茨城縣進行了兩個月的基本訓練,到達滿洲嫩江縣之後的一年多的生活經歷。描寫了食物如何粗劣得難以下嚥,如何因為水土不服或生活不習慣患上“屯墾病”、流行病,還有那猛烈的沙暴,徹骨的嚴寒、橫行的“匪賊”等等。但作者為適合“大陸開拓”的宣傳需要,並沒有表現出悲觀和不滿。只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比較真實的感受。如寫到作者的一個夥伴這樣說:“義勇軍在三年的時間內,接受和軍隊同樣的軍事教育。可是並沒有參軍,而是直接來到了移民地。以前聽說只要提出志願,就可以參軍,來這裡一看,才知道全是假話。而且,說是根據志願和能力,可以從事農業以外的工作,這倒不假。可是從事農業以外工作的,淨是特殊的人。”不過盡管如此,作者還是極力表現他們如何義無反顧,在險惡的環境中,頑強地“與土戰鬥”。所以,即使作品的文學性很有限,還是得到了評論界的較高的稱贊,並獲得了1940年度的“大陸文學懇話會獎”。福田清人在《大陸開拓與文學》一書中認為《與土戰鬥》“是産生於新的開拓地的文學的經典”。

在“大陸開拓文學”中,當時影響最大、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和田傳(1900~ )。農民出身、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的和田傳,曾以農民文學名作《沃土》而出名。1938年以後,他寫作了一系列的“大陸開拓”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風土》、長篇小說《生活之杯》描寫了七七事變之後日本農村的形勢。在《生活之杯》中,主人公柏木繁市說:“事變的真正的意味,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中略)當我們還以為大陸在遠隔大海的遙遠的地方的時候,農村還不會感受到戰爭。大陸就在這裡,每個村莊和耕地都在大陸上。”這實際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在代表作《大日向村》的“後記”中,他寫道:自從參觀了加藤完治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訓練所”以後,“對於農村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就不能不和大陸聯系起來考慮了。我的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從此就開始思考大陸的事情了。覺得日本海已經被填平,已經和滿洲大陸連了起來。”

《大日向村》是和田傳的集中描寫日本農民向大陸移民的長篇小說。作品取材於日本中部信濃地方的一個叫做“大日向村”的窮山村,在“分村”後向滿洲移民的真實經過。大日向村雖雲“日向”,卻是地處深山溝、連太陽也不能全曬到的“半日村”。村裡四百多戶人家,只有六反(一反等於992平方米)多一點的“貓臉”似的土地,在種地不能維生的情況下,農民們又砍林燒炭賣。但木炭價錢低,樹木砍伐殆盡,農民因為借錢買木頭,陷入了“借債地獄”。在昭和初期的“農村恐慌”中,農民更加貧困,村長因無可奈何,相繼辭職。在這種情況下繼任村長的淺川武麿,在政府的支援下,決定向滿洲移民,把村子一分為二,將其中的一百五十戶移至滿洲。於是他們浩浩蕩蕩,來到吉林省舒蘭縣的四家房,在那裡建立起了“新大日向村”。移民們唱著自己的“村歌”——“希望燃燒在大陸上,大和島國先驅者,分了村的大日向。此地是滿洲四家房,移住而來千人強,男女老少喜洋洋。嚴寒零下三十度,嚴寒酷暑何足懼,挽起鐵腕揮起鋤,從南嶺山到水曲柳,開拓廣漠十萬裡”。然而,這些“開拓民”在中國的土地上是如何“開拓”的呢?有一封寫給“母村”的介紹“新村”情況的信,便洩漏了天機:

新村的區域,水田約一千四百町步(一“町步”約合992公畝——引者注),旱田二千六百町步,另外還有山林四千零八十町步。聽說在其他的移住地,移民後再開始開墾的比較多。但是在這裡,淨是很好的耕地。而且水田中已經有了兩條長達六裡和四裡半的水渠,雖說是熟地,但充其量耕種了不過三四年。所以,看來,今後至少十年間,不施肥也能有一石到一石五鬥的收成。

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瞭,這夥移民不僅侵佔到了中國的領土,而且還從中國農民手裡掠奪了大量的熟地,包括水利設施。可見,他們的“開拓”其實就是掠奪。以“大日向村”為代表的日本移民對貧困和危機的擺脫,是建立在我東北人民的巨大犧牲之上的。

1939年,和田傳出版作品集《殉難》。其中的中篇小說《殉難》,以大陸移民村為舞臺,可以看做是《大日向村》的續篇。關於《殉難》,作者交待說:“大陸的新村過去是沒有的。年輕人們都從新村中找到了出路,都為了嶄新的生活而奔忙。這些人的行動的美好、壯烈,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這篇小說所描寫的行動的世界,都是以北滿的開拓地發生的真實的故事敷衍成篇的。”然而,《殉難》中所描寫的是什麼樣的“真實的故事”呢?他寫了中國的農民在受到“匪賊”襲擊,生命財産受到威脅的時候,日本的移民如何捨生忘死,全力相救;名叫趙海山相當於村裡長老的中國農民,和日本移民村的“部落長”樋口清三郎如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建立了友誼和信賴;日本移民團夜間巡警隊如何保護著中國村民。在小說的最後,被“匪團”抓住的清三郎面對著槍口——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大陸開拓文學”的炮製3)

冷靜地,然而又是用申斥的語調說:開槍吧!再說一遍,本人是但馬的窮苦百姓,在日本的時候沒有人敢回頭瞧我。現在本人要作大陸開拓的柱石,把骨頭埋在這裡,正合本人的心願!開槍吧!清三郎再次叫道。就在這個時候,“乒”的一聲,手槍響了。

於是,清三郎做了“大陸開拓”和“五族協和”、“日滿一體”的“殉難”者。不難看出,這裡所描寫的根本就不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野蠻移民入侵的實相,反而把入侵者美化成了中國農民的保護者!

日本“大陸開拓”的作家作品,就是這樣自覺地做了日本軍國主義“大陸開拓”的“國策”的宣傳品。在眾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只有島木健作的創作是個例外。島木健作(1903~1945)原屬於無産階級作家,“轉向”後加入了“農民文學懇話會”。1938年11月他被“懇話會”派到滿洲視察,歷時三個多月。回國後以在滿洲的見聞為題材,發表《滿洲紀行》和《一個作家的手記》。《滿洲紀行》收錄了作者十幾篇紀行文章。在這裡,島木健作一定程度地擺脫了“國策”宣傳的需要,用冷靜的、客觀的觀察分析,披露了“大陸開拓”的實相。他指出,迄今為止日本人所寫的絕大多數有關大陸開拓的文字,都是憑空杜撰的東西。在他看來,日本移民在滿洲獲得了土地,但並不等於他們的問題解決了。條件的惡劣、土地的荒蕪、勞動力的缺乏、不適當的耕作法,使得“大陸開拓”問題成堆。他還第一次大膽指出:日本移民在滿洲的農業活動,實際上靠僱傭“滿人”作勞動力來支撐的。他寫道:

現在, 日本開拓民依靠驅使滿人勞動力,才獲得生存的基礎。這個事實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兩者的關系是主人與僱傭者之間的關系。兩者間的親睦伴著感傷。在被僱傭的人中,有的在日本人入殖之前,是自耕農,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有沒有交換來的土地呢?他們賣地的錢總是能留在手上嗎? 日本開拓民的能力還小,現在還需要他們,把他們留在這裡,他們也覺得這種聯合還好。但是,這種聯合到底能持續到什麼時候呢?

像這樣明確地指出日本移民的入侵使“滿人”由土地的主人淪為被僱傭者,就等於戳破了“大陸開拓”的實質:原來“大陸開拓”就是變“滿人”為奴隸!從這一點上看,《滿洲紀行》雖然不是純文學作品,但它的直面真實的勇氣,冷靜的現實主義態度,在“大陸開拓文學”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總之,日本的“大陸開拓文學”,為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煽風點火,興風作浪,完全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移民侵略的宣傳工具。當時就有評論家指出了它們存在的只顧宣傳實用的“素材主義”和缺乏藝術性的傾向。在今天,它們除了讓我們從中瞭解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動,看到日本文學在侵華戰爭期間的可恥的墮落,此外已沒有別的用處。實際上,“大陸開拓文學”已經隨著日本在滿洲“大陸開拓”移民活動的徹底失敗,而宣告了自己的破産。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滿洲文學”的來龍去脈1)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指移民於我國東北地區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學。日本學者在談到“滿洲文學”的時候,一般把“滿洲文學”分為中國人的“滿系文學”和日本殖民者的“日系文學”兩大部分。這裡所說的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也就是“滿洲文學”中的“日系文學”。

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是與日本在滿洲的殖民侵略活動相始終的。從發展線索上看,以1932年偽滿洲國的成立為界,可以把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日俄戰爭結束到偽滿洲國的“建國”(1905~1931)。這一時期日本對“滿洲”的移民侵略活動,主要以總部設在大連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為中心,日本移民也大都是“滿鐵”的有關人員,所以文學的中心也在大連。長春、撫順、遼陽等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文學活動。從事文學活動的人“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大多數也是“滿鐵”的職員。隨著移民人數的逐漸增加,殖民者的“滿洲”意識也逐漸增強。他們不但希望滿洲成為日本的經濟基地,也希望在文化文學上使滿洲日本化。於是,進入20年代以後,在大連、長春等地出現了許多沙龍式的文學小團體。並且有人還提出了建立“滿洲文學”的初步主張。如1925年出版的刻印版小型雜志《我們的文學》的二月號上,刊登了題為《滿洲與文學雜志》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有代表滿洲的一種文學雜志”,“我們所希望的雜志出現的時候,作為地方特色,會帶有殖民地的氣氛和氣質,也有表現鄉愁的美麗詩句。但時代要超越這一切,而要求表現世界主義的實現、民族和民族之間的融合。”在此前後,文學雜志不斷湧現,如1920年俳句雜志《黑煉瓦》出刊,1924年綜合性文藝刊物《黎明》出刊,1927年詩刊《亞》出刊,1928年短歌雜志《合萌》出刊,1929年《滿洲短歌》出刊,191年,詩與短歌雜志《衚衕》出刊,等等。此外,《讀書會雜志》(後改稱《協和》)、《大連新聞》、《新天地》、《大陸》、《大陸生活》、《滿蒙之文化》(後改稱《滿蒙》)、《月刊撫順》等日文報刊也闢有文藝專欄或發表文學作品。有的報刊還舉行文學作品的徵集活動。如《長春實業新聞》分別在1924年和1925年舉行了短篇小說的徵集活動;《滿洲日日新聞》舉行了兩次長篇小說徵集活動。《滿洲日日新聞》明確提出徵集的物件是“以滿洲為背景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清新的作品”。總之,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已經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初步的規模。

在創作上,此時期已經出現了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在“滿洲”生活的作品。在小說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島蘇水的《三個世界》,詩歌方面的代表作是詩歌集《塞外詩集》、《三人集》等。清島蘇水(本名清島貢)是“滿鐵”的職員,是在“滿洲”的日本殖民者中最早出版小說集的人。1924年,日本國內的巖崎書店出版了他的《三個世界》。《三個世界》收入了19篇短篇小說,全部以滿洲為背景,其中不少小說描寫了日本殖民者在滿洲的生活和見聞。如《鹹魚》描寫了一個放蕩的日本殖民者的妻子,在“滿洲”的窮鄉僻壤過著忍辱負重的生活;《三個世界》表現了“滿鐵”職員的過失;《飯》描寫了主人公如何惡作劇地捉弄饑餓的中國小孩兒。這些小說雖不免幼稚,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日本殖民者的生活和心態,所以被認為是“滿洲文學”的先驅性的作品。由本家勇(城小碓)編輯,1930年出版的《塞外詩集》,收入了安西冬衛、稻葉亨二、加藤郁哉、小杉茂樹、島崎恭爾、城小碓、龍口武士、市川賢一郎等人的以描寫滿洲風物及中國內地為主要內容的詩歌。其中寫到了黃河、黃土高原、敦煌、遼河、哈爾濱、旅順等。《三人集》是移居於奉天(沈陽)的三位詩人——土龍之介、高橋順次郎、落合鬱朗——的詩歌合集,1931年由奉天的“衚衕社”刊行。表現了滿蒙的荒涼、遼闊以及滿蒙百姓的原始混沌的生活。市川賢一郎在跋文中認為,雖然這三個人的作品還沒有擺脫日本人的“潔癖”,但是,“我並不失望。在迄今為止滿洲出版的詩集中,還沒有發現像這樣態度真摯的作品”。他希望詩人們“今後要喝著滿洲的泥水,吸著蒙古的黃沙生長起來”。

“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是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以後,日本殖民者的“滿洲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時開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幾年的時間裡,殖民者的“滿洲文學”有了不同於前一時期的顯著特點。

第二部分:日本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移民侵略“滿洲文學”的來龍去脈2)

第一,從以前的文學家和文學愛好者的自發的活動,變為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滿洲文學”的建設。敵偽當局也從文化殖民主義出發,積極支援和扶植“滿洲文學”的發展。光文學獎就設立了“滿洲文話會獎”、“建國紀念文藝獎”、“滿洲國民生部大臣獎”等好幾項。還透過制訂《文藝指導綱要》(1941)等官方檔案,對文學活動加以引導和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宣傳以日本殖民主義為基礎的所謂“建國精神”,並用日本“內地”的文學來指導“滿洲文學”,確立日本文學對“滿系文學”的指導地位。如《文藝指導綱要》在第二條“我國文藝的特質”中明確寫道:“我國文藝以建國精神為基調,致力於八紘一宇的大精神的顯現,以移植於我國的日本文藝為經,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藝為緯,取世界文藝之精華,而形成渾然獨體的文藝。”此前,在滿洲的日本殖民文學家也提出了“在滿洲建立滿洲的文藝”的口號。如高田悟朗在《高粱》的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作家〕好不容易從內地(指日本本土——引者注)來到滿洲,幾年以後又回到了內地。日本人為什麼不能在滿洲常住下去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個原因,是不是因為滿洲還沒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繪畫、文學之類的優秀的作品呢?透過以滿洲為背景的優秀的文藝作品,一定能使滿洲的印象立刻浮現在人們面前。滿鐵率先把中意的作家,從內地請到滿洲,保證他們五年六年的生活,為他們寫出好的作品創造條件。這種作法被證明是必要的。筆者雖然不能無條件地全部贊成,但目的和他們是一致的。我們不一定要藉助內地作家的力量。難道我們的條件不是得天獨厚的嗎?我們生活在這真實的滿洲,為了我們的目的而竭盡全力,這難道不是我們的重大使命嗎?”《作文》雜志也認為,所謂“滿洲文學”必須和它的國土相照應,必須寫出滿洲的獨特性來,為此,“滿洲文學”決不可以指望來滿洲旅行的日本作家,“只有誓死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並對之抱有感情的作家,才能叩開滿洲文學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