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所謂“宣撫”與“宣撫文學”（2）

本田彌太郎在《大同的一夜》中也說：

這樣的工作當然不太引人注目，然而支那事變的真正目的，不在領土的野心，而是變抗日為親日，抓住民眾的心。如果是這樣，現在的戰爭最終必須發展為宣撫活動。

到了1939年，對“宣撫”進行報道的文字增多起來。由短篇的新聞報道發展到了對日軍“宣撫”活動的詳細具體地描寫反映。許多作者運用報告文學的形式，以較長的篇幅，集中反映“宣撫”活動。這些以日軍的“宣撫”活動為題材的侵華文學，我們可以稱為“宣撫文學”。日本的“宣撫文學”，數量比較多，僅是題目帶“宣撫”二字的單行本就有不少，如：小池秋羊的《北支宣撫行》(1939年)、川夜瀨不逢的《宣撫行》，(1940年)、新垣恆政的《醫療宣撫行》(1940年)、島崎曙海的《宣撫班戰記》(1941年)、木場敬夫的《陸戰隊宣撫記》(1941年)、山本英一的《愛的宣撫行》(1942年)、小島利八郎的《宣撫官》(1942年)、關田生吉的《中支宣撫行》(1943年)，等等。一般的侵華文學，大都以前線的軍事活動，特別是行軍、作戰等為題材，主要反映了前線的狀況。這些“宣撫文學”反映了日軍在中國淪陷區的所作所為，描寫了淪陷區中國民眾的某些生活側面(當然主要是歪曲的)，提供了日軍在中國淪陷區進行“思想宣傳戰”的具體情況。由於日本“宣撫官”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層次，所以相當一部分“宣撫文學”均出自日本“宣撫官”之手。總之，“宣撫文學”作為日本侵華文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侵華文學中佔有特殊的位置。

二、從“宣撫文學”看日軍的“宣撫”活動

現在，我們主要以較有代表性的“宣撫文學”——島崎曙海的《宣撫班戰記》(作品集，含《宣撫班戰記》、《續·宣撫班戰記》、《宣撫從軍行》、《宣撫官戰死》等，東京：今日問題社)以及小島利八郎的《宣撫官》(大阪：錦城出版社)——等文字為例，看“宣撫文學”如何反映和描寫日軍的“宣撫”活動。

首先，“宣撫文學”提供了有關“宣撫班”本身的情況。從“宣撫文學”可以看出，從事“宣撫”活動的日軍，有專門的編制，那就是所謂“宣撫班”。“宣撫班”的成員稱為“宣撫官”。“宣撫官”由日本士官和漢奸兩部分人構成。由於從事宣傳活動的特殊需要，日本“宣撫官”大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人會寫會畫，有人能言善講，有人懂得醫療。他們在“宣撫班”中往往“人盡其才”。“宣撫班”還接納一些漢奸，其中許多人是所謂“滿人”，即偽滿洲國的人，被日本“宣撫官”稱為“滿人宣撫官”，他們主要承擔情報“密探”和翻譯工作。

什麼是“宣撫班”?或者說“宣撫班”是幹什麼的?島崎曙海在《續·宣撫班戰記》中一開頭就用抒情散文的筆法寫道：

什麼是宣撫班?如果用風來做比喻，它就是春天田野上的微風。微風習習，並非席捲落葉，而是報告春天的訊息。如果用微風來比喻，那麼，草木就是支那的民眾。在急風暴雨式的軍隊過去之後，宣撫班隨後來到支那的村落，和屋前的陽光一起，照到支那的家屋。對在那裡生活起居的男女老少，報告春天的到來，勸他們下地耕作，和鳥兒一同歌唱。——這就是宣撫班。……沒有我們宣撫班，小草般的民眾就不能感覺到春天的到來。(《宣撫班戰記》第68頁)

圖23日軍“宣撫官”與中國“鎮長”這就表明，“宣撫”活動的物件主要是戰爭過後被日軍佔領的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而日本佔領的淪陷區，也正是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進行抗日遊擊戰的主要戰場。所以，日軍在淪陷區的宣撫活動的敵人，就是八路軍。這一點，日本的“宣撫文學”作者都有清楚的認識。島崎曙海在《宣撫班戰記》中寫道：“……北支到處都有八路軍，他們有一套特異的收買人心的方法，在破壞我們的工作。所以，一言以蔽之曰：我們的戰鬥，就是要把八路軍灌輸到土民(日軍把中國當地老百姓稱為“土民”——引者注)頭腦中的意識形態清除出去。”在《宣撫班戰記》的第二章中，島崎曙海寫道：

宣撫工作就是“與八路軍的戰鬥”。這一點我們在北支感受最深。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但知道八路軍的事情決非容易。我們宣撫官拼命地想探知八路軍收攏人心的手法，但在空空的城內卻一籌莫展。僅僅是看抗日傳單，或者是審問土民和俘虜，還是不得要領。……就是說，敵人讓〔土民〕吃了什麼藥，我們必須給他們吃解藥。但這裡又有障礙。就是究竟什麼是良藥?我們作為外國人，不能瞭然於心，為此而日夜苦惱，不知過了多少不眠之夜。而八路軍方面卻不同，他們對良藥知道得一清二楚。……八路軍嚇唬老百姓說： 日本鬼子額頭上長著角。其他的事情即使不說，老百姓也容易相信。……所以民眾就成了八路軍的夥伴，墮入了可怕的荒廢的深淵。但是我們又不能防患於未然，否則就有背聖戰之名了。 民眾不是敵人，民眾一人幸福，也是我們東洋民族全部的自豪。這樣想來，我們深感自己責任重大。……然而，北支的破壞分子屢禁不絕。八路軍無處不在。掃蕩了以後還有，掃不勝掃，真是太可怕了。(《宣撫班戰記》第2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