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理通事順(第2/2頁)

朝廷必偏，是說政權必須有一個立場，沒有立場，政權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選擇，是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這是中國傳統的立場，也是這個時代能被廣泛接受的立場。天下以民為本，是孟子理論中很重要的內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時代的呼聲。

為什麼使用這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而不是拿課本上源自歐洲的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課本上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君主立憲和議會制，都是資産階級為了掌握政權而出現的政治結構。徐平的立場不偏向他們那一邊，而是偏向最廣大的被剝削者，自然就不會使用這兩種政治結構。政治結構從屬於意識形態，同一意識形態會有多種政結構，但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很難使用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治結構。

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都是為了弱化統治者對政權的掌控力而出現的，弱化的目的是利於資本家操控政權。只要統治者的權威還重，天然就有號召民眾，有把權從資産階級手中奪回來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識形態下，對於統治者來說，大義在手，天下我有。立憲以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斷絕這種可能，確保資産階級對政權的掌控權。

政權的獨立性就在於，在政治結構的最頂層，只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則，而沒有不可更改之祖宗成法，也沒有不可更改之憲法。誰都想一勞永逸，只是政權被現實教訓了，面對內外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一勞永逸還只是一種夢想。或許只有寄望於科技進步，生産力大發展，用極大豐富的物質來慢慢彌合矛盾。

哪怕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産階級內部，而臨嚴重的危機時，有人想進行較大的改革，大義一舉，依然威力無窮。沒錯，說的就是美國，就是民主制。最高統治者留有較多權力的時候，揮舞著大義，把政治結構大變樣並不稀奇。你能把這一個拖下臺，後面還會再出現另一個，社會危機不解除，這種沖擊就不會結束。無他，政權有立場，但政權本身是獨立於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外的，危及到政權生存，這種獨立人格就體現出來了。

意識形態的結構中，立場是位於政權屬於誰之下的。為了政權生存，統治者一人敢於挑戰整個剝削集團，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威力。意識形態決定政治結構，而不是反過來。

當大潮席捲全球的時候，外部矛盾容易掩蓋內部矛盾，甚至有人把面臨社會危機時向外轉移矛盾作為當然之理。時代不同了，這個當然之理也不是當然之理了，向外轉移矛盾而不可得的時候，每一個政權都必須想辦法對內解決社會危機。

徐平的前世，由白人掀起來的全球革命潮正在退去，處於時代的尾聲，每一個文明都在舔舐自己的傷口。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正在退潮，全球化已經是逆大勢而行。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出來，應對內部危機已經是一種趨勢，這就是大勢。不管是自覺還是被動，各個國家、民族、文明，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局面。抽身得越早，損失越小。這個時候還看不清局面，去亂接全球化的大旗，在世界上就會顯得很可笑。雖為小邦，而心懷天下，就說的是這種政權。

前世正是大潮的尾聲，徐平的這一世，正當浪潮正盛的時候。紮緊籬笆，堅定地在浪潮中巋然不動，接下來的一千年世界就是漢人的。卷身到這股洪流中，貪小利忘大義，徒然把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反擊加到自己身上，是在浪費國力，浪費民族的發展機會。

有皇帝，就是士大夫掌控的官僚集體，與皇帝一起治理國家。皇帝的責任，就是使這個治理國家的群體，立場永遠在被剝削者這一邊。皇帝失去了立場，則官僚集團必然就會失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瓦解了。立場失去了，意識形態就變了，政權性質就變了。

所以說，皇帝的義不在縱容官僚集團上，他站到官僚集團這一邊來，整個天下就非常危險了。君臣和諧，是說大家意識形態相同，但各有職責，矛盾體現在這裡。

皇帝的個人操守不可靠，無非是把皇帝換成一個集體，如同把宰相之權分成宰執集團的眾人之權而已。確定了政治立場，這種政治結構就不會改變。其間的分別，如同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雖有不同，卻同屬於一種意識形態。

羅馬的元老院共和制，秦漢的丞相制度，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偏向來的。在這樣一個系統之下，會理出很多歷史的脈絡來。

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以意識形態為中心。意識形態生發出政治結構和一系的政治原則，由此又有各種各樣的行政舉措。變法，就是在確立了意識形態之後，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為，有行政上的，也有取消舊的政治原則，建立新的政治原則。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公天下的意識形態生發出來的政治結構。徐平一直講的怨歸於己，恩歸於上，則是公天下與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宰相向天下百姓示恩，就是在做王莽做過的事情。地方官向治下的百姓示恩，則是封建思想，把自己當成了郡縣的主人。

政治結構之下，宰相只可以理政，理政出了差錯，導致民怨，宰相受民怨，而不是皇帝受怨。這個政治原則，是為了體現皇帝與士大夫的主從之分，確保政權的立場。體現在制度上面，就是政令用敕，而減刑免稅之類示恩於百姓的措施，哪怕是由宰相提出來並施行的，也不用敕，而是德音、赦制、曲赦，恩歸於皇帝。而制度性的常例減刑，因為不是示恩之舉，又改到了宰相的敕令裡，為疏決。

地方官是由朝廷派到地方，依朝廷的制度、命令施政的，這個範圍內，百姓受到好處只可歸於朝廷，朝廷認為是個好官，而不可藉此讓百姓感激自己。否則就是封建思想，違反了大一統之下怨歸於己，恩歸於上的政治原則。朝廷縱然一時有行政命令錯誤，由此引起的民怨也是由地方官承擔，不可以向上推託，分辨是朝廷內部的事情，與百姓無關。挾民意而對抗朝廷，就是封建思想，不符合大一統的政治原則。如寬刑免稅興學之類，地方官提出來施行，必須是以朝廷的命令，主要是中書的敕令行下來，而不能自作主張。哪怕從頭到尾中書就是簽個名，蓋個印，這個好處也是來自於朝廷。這條政治原則，是為了保證地方的向心力，不破壞大一統的政治結構。

所以萬民傘之類官員要當心，一個不小心，不但不會受到獎勵，還有可能受到嚴重的處罰。違反政治原則，比違反制度更加嚴重，就此被打入另冊也有可能。徐平離開邕州百姓雨夜相送，這是百姓和他的事，朝廷並不會因此獎勵升遷。如果他拿著這件事，回京之後作為自己治理地方的功勞，反而會被別人抓住把柄。

公天下，大一統，地方官在郡縣，朝廷查的是治理成績，百姓的態度不太重要。這個職位本來就要待朝廷受怨的，百姓口中的名聲好了，朝廷就要查是你做得好，還是以朝廷職責市私恩。萬民傘之類對官員絕對加成，是封建殘餘，是有家天下的意識形態在內。

由意識形態而延伸出來的這些禁忌，在政權內部就是政治原則，在政權外部就是政治正確。官員要有政治意識，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除了法律制度，還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原則和政治正確在約束他們。不以政治原則來要求，就不在官的範圍內，是吏了。

官員不適任被貶被免不只是做錯了事，用徐平前世的話來說，有的時候是政治立場不堅定，政治原則不清楚，缺乏政治敏感性。犯了這一條，比做錯了事還嚴重，受到的懲罰也更重。歐陽修因朋黨被重貶，便是違反了政治原則。

政權的獨立意志越堅定，意識形態越強，對官員的政治立場要求就越嚴厲，違反政治原則受到的處罰就更重。徵民間賢士，給官不做的，很多人是淡泊名利，但也有一些人是不想受到政治紀律的約束。以為古代只有忠心不忠心，被不被人賞識，做官不用講政治就想當然了，是把古代都當成家天下和私天下了。不同的意識形態，會有不同的政治。

政權內的官員要講政治，吏不需要講政治，即吏無義，這是官與吏的區別之一。

不涉及上層建築，不足以稱為變法。有的變法觸到了意識形態，有的變法只是及於政治結構和一部分政治原則的調整，這是廣度和烈度的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完全被推倒重來，可以稱為革命。有時是別人革政權的命，政權橫下一條心，也有可能革自己的命。

政權有獨立的人格，而臨危機時，必然也就會有自救的行動。當自求必須要觸動到最深層的意識形態時，便就天下大變，進行自我革命了。延伸來說，中原王朝一次又一次的變法改革，王朝更替，廣義上就是在進行一次又一次自救，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