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理通事順(第1/2頁)

意識形態別內外，確定對內對外各自的態度和行事原則。對內首先明確，這個政權是誰的政權？是所有人的政權，還是某一部分人，某一家，某一個人的政權，這是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承認天命，天子是代天而牧民，合法性來自於天，就是一個人的政權。不承認天命，則就是公天下還是私天下，私天下又分一人之天下還是一姓之永祀。

“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就是一人之天下，我做皇帝，是因為我能打。所以當有人比你能打的時候，生死認命。統治者可以認命，百姓怎麼認命，亂世不可長久。

一姓之永祀，家天下，表現出來就是封建。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的時代，是要分封同姓的。同姓封國，是出於家的一員，異姓封國則為客。周對天下分封建國，同姓和客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二王三恪之制。客為賓，待之以賓禮而非臣禮。異姓以功封國，是不再視為自己之臣，而是待之以賓。一字並肩王，在家天下的時代是有可能出現的。

禮制是意識形態外化的一部分，抹掉意識形態，禮制就莫名其妙，讓人不明所以。

後人看周的分封，雖然被秦所滅，但依然還是華夏，認為分封有利於延續文明，古人是不會這麼看的。秦為周之客，而周亡於秦，站在周的立場上就是被外人亡了。漢朝不許異姓封王，就是鑒於這樣的教訓。同姓封國，又出現了七國之亂，漢武帝別尋出路，從天命取來了政權合法性。天命帶有公天下的一面，只是以天命授給一個人，在這個體系內天下依然是公器，不能市以私恩。天命之下的私天下意識形態，才是終結封建的原因。

大一統的政權，意識形態只能是一人之天下或者公天下，這是中國封建時代至秦而止的內在原因。只有家天下，才會分封，這是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政治原則。明朝分封，是從公天下回到了家天下，皇帝之下也是有臣有客。明朝嚴格說不是大一統的政權，其疆土內有封國，只是把封國弱化抗拒不了統一，是部分封建。

同樣面臨國破家亡，南明對於擁戴誰當皇帝爭得一塌糊塗，南宋隨便拉一個姓趙的就可以當皇帝。因為明朝是家天下，官員有家臣的性質，不會像宋朝官員那麼隨便。

明亡於內憂外患，被清所代。清朝是夾雜著對滿族人內部的原始公天下，和繼承自明的家天下，又承接了大一統的大雜燴政權。表現出來，就是濃厚的奴隸制遺風。這個政權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對意識形態的討論，必然非常忌諱。王朝興替，被扔到了垃圾堆裡的天命、五德終始之說，不得不被撿了出來。

之所以會出現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來劃分歐洲的白人興起前的時代，是因為歐洲的羅馬亡了。羅馬亡了，歐洲的公天下、私天下這樣的脈絡就斷了。入侵的蠻人，是從部落制進入家天下的，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從家天下進入了公天下，幾乎沒有出現私天下的歷史階段。換句話說，歐洲沒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公天下了，便有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了這個意識形態基礎，就有統一戰爭的外在需求，有結成歐盟求統一的行動。

把唐宋連起來，看作一個整體，才能看出來，蒙古滅宋，中原文明到那時斷了。蒙古滅宋幾乎是相當於羅馬被蠻族所滅，只是中原文明頑強，又爬了起來而已。

意識形態會外化為政治結構，形成制度舉措，並有一系列的政治原則。

儒、墨、道、法，先秦諸子，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結構的層次，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地方不多。把他們的理論分別，當成意識形態的分岐，歷史就會成為一團亂麻。

中國傳統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劃分是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治亂迴圈，是在這個結構之內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及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劃分包容不了中國的歷史，套到中國來，就無論如何解釋不了秦之後的歷史時期。反過來，中國對天下屬於誰的意識形態，是可以包容掉把歷史劃分出的那些時期的。

對歷史程序的劃分，是歐洲人根據自己的歷史來的，並不是必然的歷史規律。從他們的這種劃分上，會推出共産主義這個大同之世，是因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國歷史，和歐洲的公、家、公對上了，大家在人類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歸。

意識形態是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並以此而來的對未來的展望，如果社會基礎出現了眾大轉變，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會出現重大的轉變。

這種泊來的意識形態和中國歷史的不和諧，徐平前世可以不當一回事，到了真身臨其境了，做宰相了，還當成理所當然把現實向裡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詔書。就像前世他作為一個小公務員，講傳統文化有人就拿著《弟子規》這種連村秀才都不屑一顧的東西出來講，他可以當一個笑話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已。自己治國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傳統文化是先秦諸子，以及後世於其上生發的傳、注，再加上各種政論文章，整個一大套的理論系統。通了，才有資格來做這個宰相。不通，皇帝問政一問三不知，前言不搭後語，皇帝不會信，百官也不會服的。

原始社會的公天下，到封建時期的家天下，然後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權沒有合法性來源，很快就被漢取代。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國的大道理，而是要給自己的政權一個合法性來源。董仲舒為了達到獨尊儒術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論，後世稱其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為此。

歷史到中唐，漢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來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統，因為天命終不顯於世間治亂，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歷史現實，已經難以為系。韓愈和柳宗元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鎮重建大一統的現實需求下，不得不為政權重建合法性。天命說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於人，公天下便就應運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簡單的文字差別，而是因為他們面臨的任務是削藩鎮。藩鎮類於古時之封建，柳宗元才會斥家天下，駁封建。

到了宋朝，出於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權開始把大政託於文人，提倡文治。對於政權的合法性，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宋儒不得不上追漢唐，承韓愈柳宗元之後。到了徐平所在的這個年代，公天下的意識形態，與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結構已經呼之欲出了。

有這個背景，徐平才會堂而皇之與趙禎如此問對。趙禎不會覺得奇怪，已經掌權計程車大夫們會認可，一切才能順順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順，完成了道與術的問對，對天下的改革將順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講明白，徐平終將是另一個王安石，最後還是回到治亂迴圈上來。

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迴圈，剝去天時、地理這些外在因素，而以國內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一對主要矛盾來觀察，便就是剝削烈度加深，導致社會危機出現。政權不能夠解除面臨的社會危機，便亡於內亂。或者危機導致國力大減，亡於外敵。政權之亡，有亡於內部矛盾者，有亡於外敵者。亡於內是內政的問題，亡於外是軍力的問題，兩者有相關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夠牽扯在一起，不然歷史就看不清楚了。

這種治亂迴圈，放到資本主義時代，換一個名字，比作經濟危機，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終秦滅六國而代周。周之八百年，雖有春秋戰國之衰，卻沒有表現出這種治亂迴圈來，或許可以認為，治亂迴圈是大一統的特點，而不是家天下的特點。

當然，這不等於說家天下強於大一統，因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發展不到治而後亂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約等於大一統治亂迴圈的下限。

在這套話語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就不再是封建社會的下一個朝代，都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為內部主要矛盾的歷史時期，大同之世依然遙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麼資本主義社會，讓資本家掌權就無從談起。改革措施，與此無關。

確定了天下屬於誰，誰是這個政權的主人，意識形態接下來面對的是國內矛盾。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意識形態的下一個問題是站在誰的立場上。同樣是公天下，還有一個立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