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來,我們所面對的是這樣一個時代:

1)技術上,分子生物學、電腦科學、電子學等一大批新興學科和技術正在以人類工業史上無法想象的速度發展著,並且至少可以完全重新塑造20世紀的剩餘時間以及21世紀的全部世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不論是熱帶雨林中的部落領地,還是南、北極的科考站,甚至是太空中的空間站,它們都會被塑造成全新的樣子。

2)技術之外,實際上在經濟上依靠能源出口獲得外匯收入的、在民用技術上強烈依靠引進外來技術的、在政治上經常發生非正常更替且可能長期處於“老人政治”狀態的蘇聯,在可見的將來裡將長期處於弱勢甚至會走向更弱勢的方向。

我不排除蘇聯會面臨更危險的境地,並且認為蘇聯可能會在十年之內就迎來兩種可怕的命運,但我和希羽組研究所在過去、現在、未來都無意促進或阻止,因為我們都清楚這是歷史的必然。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隨著上述三個學科及其相關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研究所將迎接越來越多的、使用英語的同事,希羽組研究所將會成為一個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科研機構。

只是,我們在締造新的科研秩序之前,首先要承認並且接受一個英語為主的科研秩序——這要求研究所的所有人要學習英語為主的外語,至少在在未來的五十年內這樣的方針應當還是可靠的。

不過,即便我們已經選定了這樣的方向但我們隨時可能因為實際情況發生改變),我們仍舊要接受我們還在這樣的時代裡——

這個力量孕育併成長於極其深厚、極其強烈的封建化的學術體系,必須用更高效率、更人道的新制度去取而代之。

然而,雖然我們對這一體系的挑戰目前僅僅是以研究所內的改革為表現形式,但我們已經遭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威脅

對此,如果化用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對手還擁有一架能夠同時在國內外的學術共同體內部發揮影響力的、經過精心製作的、龐大的組織機器——這部機器具有驚人的靈活性和永續性,操縱這部機器的人,他們採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經驗是史無前例的。”

“對其而言,人類社會浩瀚的客觀事實,不是作為不斷衡量和改進思維的參照系,而是作為一個用來人為地、隨意地選個別現象去支撐其早已形成的思維的百寶囊。這種對待客觀事實的態度與我們恰恰相反。顯然,這裡所描繪的並非一幅讓人賞心悅目的前景。”

“然而,如何面對這樣的敵對力量無疑已成為我們對外事務中從未經歷的最大挑戰,恐怕也將是我們未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是我們目前的政治和政策設計者制定對外政策)的出發點。”

對此,我們必須以歷史上那些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們解決重大戰略問題時的全面、慎重和小心對待。並在必要時於戰略計劃層級做出同樣大的努力才能處理這個問題。

至於答案是什麼,在這裡我是無法提出的。

但是,我希望能借此明確地表述我的觀點:我們完全具有解決這個難題的力量,而且完全可以避免採用一場大的戰爭的形式。

但在此之前,我必須向本文的所有讀者講述一個發生於美國的真實歷史事件——

19世紀中後期,美國的古生物學界的兩位巨頭為爭奪學術話語權,動員了自己的學生開始不斷進行惡性科研競賽。

除了相當一部分存在嚴重錯誤的上千篇論文和對應的、不一定正確的化石之外,這群人還把整個古生物學界弄得烏煙瘴氣。

在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化石戰爭”期間,兩方都犯下了大量罪行,包括但不僅限於:

在公開的出版物上,多次使用汙言穢語進行人身攻擊,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在學術爭端中長期發表大量低階錯誤頻出的科研成果,製造大量的學術不端行為;

把完整的古生物類群拆開打散,把不同的古生物物種歸進同一個“分類垃圾桶”;

多次對古生物的命名出現低階拼寫錯誤;

把學術爭端變成行政層面的派系鬥爭;

從導師到學生再到工人一起,偷竊、盜挖、破壞甚至炸燬對方持有的化石;

意圖動用軍隊從物理上消滅對手,並真的造成了一批流血事件,蔓延了大半個美國國土兩人都是美國本土學者)。

最終,雙方的爭端直到兩個學術集團的帶頭人於19世紀末先後去世才告一段落,並且仍舊為整個古生物學界留下了隱患。

基於上述歷史事實,我不希望希羽組研究所捲入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化石戰爭”。

但從最近我仍舊遭到的一部分刺殺來看,有人顯然不希望這場從我的成果沒有受到應有的榮譽開始不斷惡化的矛盾,在今年早些時候階段性的緩和之後趨於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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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意圖以此將希羽組研究所的改革——而不只是希羽組研究所本身——扼殺在搖籃裡。

對此,聯席會議希望透過我去對這些人說出這樣一句話:我們不好戰,但絕不怯戰!

而我個人則有意補充第二句話和第三句話。

第二句話是:我確信——在當今中國,這些反對者的聲浪在希羽組研究所提供的、十萬美元起步的高額貸款面前是一文不值的。

第三句話是:希羽組研究所已經有了更大的創收計劃,並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因此研究所有望在1984或1985年發放規模更大的年度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