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七章 道法異同(第2/2頁)

《孟子》上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用通俗易懂的話來說，不是說北海鎮的武器厲害，把滿清收拾的滿頭是包，把沙俄打的跟孫子似的拓地萬里，就能證明北海鎮有統治的合法性，因為中國文化里根本就不看重這個。否則的話，當初蒙元也好，滿清也好，南下打統一戰爭的時候，就不會遇到那麼多的反抗。

那麼擺在陳青松面前的問題是，什麼樣的政權在古代中國才具有合法性？答案顯而易見。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理論裡，不管是皇帝亦或是大臣，僅是政治上的一個官位，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認定其職分與責任。天子不盡職，不勝任，大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國民眾也可以把他誅了。不明白這一點，就看不懂中國傳統政治的真相。

以漢唐宋為例，漢代是宰相首長制，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後來改稱中書門下。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佈的，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

在除了滿清以外的中國傳統政治裡，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地不能獨裁，然而後世的無數人偏要說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專制獨裁。

實際上縱觀東西方政治，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間劃一個精確的線非常困難，而且無法說前者比後者更民主，因為只要把君主的權力限定在儀式化上，二者其實差別並不大。君不見另一時空歷史上，拉美那麼多搞軍人獨裁的國家都說自己是民主共和國。

之後第三個問題又來了，北海鎮要搞的虛君制，如何才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擁護？

說實在的，政治哲學問題陳胖子並不擅長，畢竟他當年在體制裡的工作是副職，屬於務實而非務虛。他越想越複雜，結果把自己給繞進去了，糾結起君主制的合法性來了。於是他忍不住去找了汪中，就治統的合法性問題做了請教。

身為顧炎武的嫡脈傳人，且對先秦典章制度深有研究的汪中沒有直接回答陳青松的問題，而是給他講了兩段典故。

話說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本國人採取陰謀、暴力之方式改朝換代，一種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權。然而這兩種政權的統治者在面對合法性問題時，都會陷入一個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統治不具備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須建立乃至維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造成這一困境的，是源於漢景帝時期的一段對話，後來被司馬遷寫在了《史記》裡。汪中講的第一段就是這件事。

當時代表儒家的轅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黃生在漢景帝跟前討論了一下什麼叫“君臣大義”。結果自此之後，關於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就成了歷代封建統治者的禁區，漢代以後的學者們都不敢再碰。大家唯一敢噴的，就是上古三代真是好啊真是好，被咱們取代的前朝真是渣啊真是渣！

二人爭論的實質是政治合法性中“形式”和“目的”之間的衝突。轅固生從目的來論證湯武受命的合法性，黃生從形式來論證湯武弒君的不合法性，而作為裁判的漢景帝則處於“臣妾做不到”的境地。

先秦諸子早期的政治合法性採用了“天命論”的方式，也就是將自己的祖先神化，他們作為神的後裔也就自然而然擁有統治的權力，其重點在於形式的合法性。不過隨著“桀紂”這兩位著名暴君的出現，目的取代了形式，黃老之說的“天道”和“道”這兩個概念佔據了政治合法性討論的中心地位。

如果湯武誅桀紂是合法的，雖然漢可以就此證明其取代秦的合法性，然而他人亦可以之論證取代漢的合法性，也就是說造劉家的反那是應當應分的；如果是不合法，那麼把劉邦置於何地？他可是秦朝的亭長，妥妥的亂臣賊子。

陳青松若有所思的聽完，汪中隨即又講起了第二個典故，那就是發生於雍正七年的“曾靜投書案”。這事很多後世的中國人都聽說過，陳青松也知道，雍正為了證明滿清政權的合法性，寫了本《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前年他在黑龍江城視察的時候，甚至還見到了呂家的後人。…

不過令他意外的是，汪中沒有從文字獄和華夷之辨來說，而是圍繞著“目的論”和“形式論”來講的。

汪中的評價是，曾靜這個人既傻又不傻。說他傻，是因為此人迂腐好古，以為憑著“華夷之分”的說法就能打動嶽鍾琪；說他不傻，是因為他在《知新錄》中一些想法沒錯。他的觀點與轅固生之論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從“形式論”來討論統治合法性問題。

話說從儒家的“道統”上來說，士人階層歷來都自認為是承緒道統的代表；所謂道義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歸。而從這個邏輯上講，歷朝歷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秉承道統的“士”才是受命於天。

汪中告訴陳青松，當雍正搬出君臣大義來反駁，他就無異於肯定了黃生的“目的論”，而必須面對轅固生的“形式論”。也就是掉進了當初漢景帝的兩難處境，怎麼說都是錯。

陳青松至此恍然大悟，這事從頭到尾，讓無數後人爭論的“華夷之辨”根本不是重點，以“目的論”和“形式論”為根本的政體合法性才是。乾隆恐怕在沒繼位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所以他上臺立即收回銷燬《大義覺迷錄》，並殺了曾靜和張熙，讓天下人閉嘴。

換言之，只要北海鎮搞君主制，政體合法性這事天下根本沒人會提。

古代的讀書人之所以總拿上古三代說事，那是因為堯舜禹的帝位傳續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沒有爭議，讓皇帝效法他們仨那是誰也挑不出毛病。換其他人你敢亂說試試？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分分鐘打成亂臣賊子。

當然了，汪中趁機還向陳青松兜售了不少顧炎武的“眾治”思想。陳青松對這方面的瞭解還真不多，泛泛一聽，像什麼擴大知識階層的選拔、允許民眾討論國家政治的得失、將風俗與法律結合起來端正人心都很不錯。

不過當昨天晚上他和趙新談及此事的時候，對方笑著搖了搖頭。

“老陳，顧炎武的書你沒看過吧？”

“沒有。怎麼了？”

“他那個‘眾治’可不是說老百姓能當家做主，實質上還是士大夫說了算。你想啊，讀書識字的權力終歸是掌握在這些人手裡，而忙於生計的貧民被排除在外。他們這些人想要的，就是限制君主權力，調整過度不平等的君民關係、官民關係，為地主階層爭取更多的政治利益，為他們提供製度上保障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