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鄧飛準備起身怒斥荷蘭人的宣告裡充斥虛偽和狡辯時,身為巴城甲必丹的王珠生眼看不妙,急忙起身拱手道:“鄧大人,小人有幾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鄧飛撇了傑拉德.赫斯特.雅各布一眼,平息了一下胸中怒火,對王珠生道:“王先生請講。”

王珠生面露感激之色, 拱手道:“鄧大人,江先生,洪先生,在下添為巴城甲必丹,雖是受荷蘭人委託前來,可平日裡都是替咱們唐人辦事。此番王某受了城內數千唐人父老囑託, 希望能跟諸位解釋一下五十年前的舊事。雖說荷蘭人有過分之舉,可究其根由, 還是那些圖謀不軌的刁民作亂才導致的。”

“啊?!”鄧飛三人眼中都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只聽王珠生又道:“據小人在廈門和巴城內詢問所知, 這巴達維亞原是本地烏鴉番所轄,後為荷蘭人所佔。當年巴王將刁民不法者,充之於錫蘭,待立功贖罪後,才准許返回。那錫蘭乃是荷蘭人的起家之地,離巴城甚遠,又常有生番侵犯。我華人在錫蘭者,奮起抗擊,屢戰屢捷,也打退了生番。”

“按說呢,這些華人已經立功贖罪,合該回到巴城,可時任巴王和評政院諸公擔心他們都撤回來,生番又要騷擾。於是便想從巴達維亞的華人中遴選精壯, 前往替代。可諸位想啊, 巴城的華人本來無罪,拋家舍業的去錫蘭, 肯定不願意啊, 於是有人便仗著手下人多錢多,對荷蘭人有抗拒之舉,乃至密謀起事,要殺盡荷蘭人。”

“諸位想想,換作自己是荷蘭官府,斷不容有此背義忘信之舉,故而巴王命兵將討伐。唉!自古戰陣之上,刀槍無眼,傷及無辜那也是難免的事。可之後巴王也覺得做的有些過了,懊悔不已。所以這幾十年雙方甚屬和平。唐船來此,殷勤招納,臨行之時,多方慰諭。城內即便防範稍密,也是應有之義。然則貿易之事,仍全由我唐人主事,終不敢與我等為難也。”

“......”鄧飛和洪濤看著甲必丹王珠生一副振振有詞,確鑿無疑的腔調, 一時間都有些懵了, 這特麼跟自己之前設想的不一樣啊!這廝究竟是哪頭的?

一旁的江藩以手拈鬚,眯著眼沉思不語。他倒沒懵, 而是想起趙新昨天發來的那份關於巴達維亞作戰建議的電文裡有句話,說的就是王珠生這樣的人:“甲必丹者,名為華商,實為洋奴買辦。從這些人身上,看不到一絲民族責任感,是一群明明有能力卻從不考慮幫助本國人的精緻利己者,殊為可恨!”

此刻在江藩看來,這些人豈止是可恨,簡直可殺!

事實上,“紅溪慘案”之所以發生,一方面的原因是荷蘭人垂涎於華人積累的財富,透過屠殺的形式予以剝奪;另一方面,以甲必丹為首的華人買辦集團對底層華人的殘酷剝削乃至不作為,也是引發荷蘭人動手的重要原因。

所有的這些,都要從爪哇地區的蔗糖種植業發展說起,根源還是經濟。

十八世紀初,爪哇的糖蔗種植業迅猛發展,幾乎完全控制在華人手中。在東印度公司的鼓勵下,蔗糖種植園在遍佈巴城周邊鄉村。多達130個甘蔗種植園分屬79個華人、4個荷蘭人和1個爪哇人。

由於華人在巴達維亞的人口越來越多,當地許多政治事務的有效執行既要取決於甲必丹和荷印當局之間相互信任與合作的獨特關係,又取決於作為華人首領和協調人的甲必丹的權威性。

一方面,華人直接受荷蘭人任命的甲必丹和雷珍蘭(Lieutenant音譯,意為助理)的管轄,這些華人官員在所有涉及東印度公司的事務中充當買辦。透過稅收承包、醫院、孤兒院、監護人等機構,華人與荷蘭人之間建立起牢固的制度化聯絡。而在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官員與華商的私人商務利益越來越緊密交織,大量荷蘭人從事的非法私人貿易,表面上都由華商經手辦理。

早期的時候,甲必丹在華人中的權威性毋庸置疑,他們都是由旅居巴城的華人宿老透過相當民主的方式選出和任命的。華人的人頭稅要在甲必丹的官廳繳納,然後再轉給東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種植園裡的僱工和離城相當遠的華商們,都不受城內甲必丹和雷珍蘭的管轄,而是被置於荷蘭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監督下。儘管如此,按照規矩,這些種植園的華人經營者每年必須還得透過甲必丹交納其僱工的人頭稅。

這種捨近求遠的擰巴政策下,以華人那尿性,真正按規矩交稅的肯定沒幾個。種植園主們寧可賄賂司法官通融一二,也不願去城裡給甲必丹按人數交稅。畢竟不交稅的非法勞工越多,華商們就越能獲利。荷蘭司法官對此也何樂而不為,正好收取賄賂。因此,甲必丹的威望江河日下,而腐敗行為日益滋生。

最後,那些投資甘蔗種植園的甲必丹和雷珍蘭們也成了舞弊活動的一份子,結果是造成惡性迴圈,短期的腐敗行為取代了長期的合作。底層的華工被這些人盤剝壓榨,同時還要借高利貸償還蛇頭的費用。一旦有人不滿,華商們就用向荷蘭人告發來威脅他們。

舞弊行為的全面鋪開,導致巴城的蔗糖價格幹不過英屬孟加拉的蔗糖,銷量下降,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購價和收購數量,從而直接打擊了本地的甘蔗種植業,大批經營種植園的華人成了犧牲品。

陷入破產的甘蔗園經營者很多都是普通華人,他們創業時並無資本,要靠借貸經營。而那些用高價租佃土地以經營的種植園的華人就更不用提了。他們和帶清的佃戶一樣,首先要保證地主獲利才行。

陷入破產的華工和小華商們成群結隊出沒於鄉間,蔗糖業的凋敝,導致城內其他行業的華人生計也愈發艱難。荷蘭人的徵稅措施和勒索使這些人如同被擠壓的海綿,數以千計的老人和年輕人由於喪失了土地、金錢和工作,使得他們只有三條路,要不就等著餓死,要麼就乞求零星的救濟,要麼就是偷搶。

鄉區日益騷動的訊息幾乎傳不到巴城內的有錢人耳朵裡,鄉間的荷蘭官員覺得掩蓋真相更為明智;而甲必丹和他手下的雷珍蘭們此時只需花費幾百兩銀子就可以幫助這些悽慘的同胞,但他們身為大地主階層,對此卻無動於衷。

甲必丹在鄉村地區的權威喪失,導致城市華人和鄉村華人兩個群體的割裂,爆炸性局勢已無法避免。

1740年的春天,火藥桶終於被人引燃,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將居留許可證出售給華人糖蔗種植園的醜聞曝光。這件事迫使巴城當局提出一項激進而不太現實的計劃,強迫華工移民錫蘭,以便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那些遊離鄉間的華工流民問題。

然而荷蘭人實際上是怎麼做的呢?他們把華工送出海後,直接殺害,要麼就拋入海中。倖存者逃回了巴達維亞鄉間,迫使其他人認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作難而反,死中求生。

當城外的華工開始起義後,城內的華人依舊不聞不問,甚至連暴動的發源地就是時任甲必丹自己的種植園。等到華工起義者打敗了荷蘭人的第一次進攻,開始直搗巴達維亞城門時,荷蘭人和華人的關係就徹底解體了。

報復心理和擔心被劫掠的恐懼引發成持續三天的血腥屠殺,人性中的惡被徹底釋放。東印度公司當局從屠殺中賺的盆滿缽滿,而參與屠殺的每個人也都發了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