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旗人家庭的規矩比漢人還嚴還繁瑣。你不是說我們是蠻夷嗎?我就比你們漢人還要講規矩,講禮節!事實上也正是滿族權貴的漢化,才加速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實順治年間皇帝參與經筵的程度並不高,可是從康熙開始,隨著經筵會講的頻率逐步增多,好學的康熙對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經筵的性質也就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儒臣向帝王傳授漢族文化,轉換成了帝王發表自身見解並訓示漢人臣子的一種手段,士人“帝王師”的角色逐漸喪失。

學識堪為儒者師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統”重構華夷之辯,另一手以文化認同消解種族之別,到了雍正時期的《大義覺迷錄》才瑧於完善,同時再佐以文字獄的政治高壓,最終壟斷了對“道統”的闡釋權。

這可不僅僅是文化解釋權,而是“真理”解釋權!

在明清封建社會,道統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傳統君權受到道統制約的理論失去了存在的理據,皇權意識發展到了極致,皇帝以“天下師”的角色管制平民百姓,任何對清廷統治構成威脅或不合乎帝王治統的思想言論都遭受了嚴厲打擊。

如此一來,讀書人也就自覺捨棄了自身本應有的話語批判權。政治理想沒了,精神自由也沒了,於是士人們便只能在“私”的方面表達個人思考,這也就是清代為什麼會興起“考據學”。

士人們希圖在考據中尋求一種義理的表達,從而形成新的話語權,籍著考據的外衣能夠在“公意”之外表達個人“私意”的思考。他們藉著對儒家經典的考據來間接地批判現實政治,在考據中採取比較隱晦的發表話語權的方式,一方面既可以擺脫文化專制的控制,另一方面仍然關涉著現實政治,扮演輔佐、觀察、糾正現實政治的角色。

所以什麼故國山河啊、漢人衣冠之類的都只是表象,曹鵬拿這個跟劉墉掰扯,根本說不到點上。

其實到目前為止,儘管北海軍大勝清軍、大敗羅剎、蹂躪幕府,可乾隆也好,劉墉也好,包括很多士人其實是非常看不起北海鎮的。

一言以蔽之,就是北海鎮沒文化!

滿清起碼還“治道合一”,北海鎮連“道統”都沒有。不講道統,那簡直就是士人階層的敵人,比滿清還蠻夷!

要不是趙新扯著末代趙王后裔的虎皮,李朝的人連鳥都不會鳥他。

趙新看到火候差不多了,決定繼續添把柴。他盯著劉墉的眉心道:“劉大人,我夫人託我向您問個好。”

“此話何意?”

“這次你是代表乾隆來跟北海鎮談判,於公而言,兩國交戰不斬來使,所以我對您客氣。要不然......”

“趙先生有話直說好了,何必惺惺作態?莫非你還想把老夫抓去做階下囚不成?”

趙新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吐出,盡力使自己的語氣不那麼衝動。“東臺徐沈三家兩百餘口男女老少託我向你問好,您對他們的‘恩情’,我夫人十數年一日不敢忘懷!”

電光火石間,博聞強記的劉墉霎時就想起了十一年前他在江蘇學政上經辦的那件潑天大案。他“唰”的一下猛然起身,手指著趙新,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

“東臺一柱樓?!你夫人不是那個沈敬丹的女兒嗎?跟東臺徐家有什麼......”劉墉突然反應了過來,他半是確定半是問的厲聲道:“不對!她是沈成濯的後人?!”

趙新淡淡一笑,伸出大拇指道:“劉大人,真是好記性!說句題外話,劉大人,你知道你這輩子雖然娶了一妻三妾,盡享齊人之福。可為什麼到了花甲之家,仍舊膝下無子嗎?”

(另一時空裡近代史學家馬宗霍在其《書林紀事》中有言:“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筆,可亂真,外人不能辨。”書法啥的不用說了,劉墉有三個妾倒是被考證出來了。)

此時劉墉還沉浸在對乾隆四十二年那場舊事的回憶中,於是便本能的回了句:“為何?”

曹鵬不等趙新說話,直接搶答:“劉大人,所謂的大惡人缺德事不用作太多,一件事缺德到家了,足以斷子絕孫!”

“唔~”劉墉只覺喉頭一股腥甜湧上,嘴角上已經掛出一絲血痕。

話說人過六十膝下無子,是劉墉這輩子最大的遺憾。他自問這一生無愧於人, 父子兩代都是操守清廉,怎麼就偏偏沒兒子呢?老婆不說了,小妾娶了仨也是光打鳴不下蛋。後來實在沒辦法,這才過繼了侄兒劉錫朋,可惜也沒什麼出息,連個進士都考不中。

結果曹鵬把他心中最大的隱疾給抖落了出來。

曹鵬還嫌不過癮,又跟著補了一句:“被說兩句就吐血,這就是大學問家的涵養?哈哈哈!我要是再說兩句乾隆的醜事,你是不是就得跳河啊?”

“姓曹的!”

“怎麼著?想咬我?老子扔顆雷管,先幫你炸個窟窿,免得還得自己鑽!”

“太不像話了!”一個滿清官員跺腳嘆息著。

趙新哈哈笑著站起身來,轉頭對一臉懵圈的那奇泰道:“我之前說過,這次寧古塔的俘虜你們可以帶走一千多個,不要贖金。十天後人就會送過來,你們領走。其他的沒什麼可談的!

回去告訴乾隆,北海軍不是大秤分金銀的白蓮教和天地會,不出十年,我們的紅旗一定會插遍萬里山河!”

說罷,他又轉頭對閉目不語被人攙扶著的劉墉道:“劉大人,下次見面,我就沒這麼客氣了,請好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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