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物都是不一樣的。

影片中的那個村長,以冠冕堂皇的說辭擋住了被拐賣婦女逃出牢籠的路——他說話是一本正經的。

實際上,在被拐賣婦女到村裡之後,村裡的每個人都會表現出自己特異的人性。

例如,那個所謂的婆婆,她勸的時候,說的話是“我們女人就是這樣”。

其實,她本身的遭遇也很慘,但是她已經麻木到變成施害者……

透過這部電影,我們看到人性在這種時刻的表現。

現在拐賣婦女的問題,去遮蔽訊息是一種態度,去支援也是一種態度;

每個人其實都是有態度的。

而各種態度背後,反映的是人性,反映出人對事情的認知,反映出人是怎麼看待一個人的。

我想用電影表達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和惡,希望電影能引起大家的一種思考、一種討論。

這就是我最終想要達到的,而不僅僅是票房——當然我也需要賺錢,我不是清高到不需要錢,但是電影是一種有內涵、有內容、有價值體系的文化商品,而不僅僅是像一部汽車、一塊手錶、一件衣服那樣的商品。

電影要傳遞創作者對社會的認知,傳遞創作者對社會的真實看法。

我每次拍電影的時候,不管拍哪個題材,我都會用一種最笨拙也是最實用的方法:

要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

要真正地花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去了解真實的社會。

我們要更多地呼籲改善他們的生活——不僅僅是吃、穿、住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知識結構以及他們的認知、思維、觀念。

如果沒有他們的知識結構、認知的改變,社會改良是無法取得成功的。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雖然我們的電影拍攝的是幾個小人物,但是他們折射了我們整個社會的問題。

比如,《盲井》就是講一個打工的群體,包括那兩個殺人犯。

我在把改編成劇本的時候,一定是按常人一樣地去寫他們,他們有他們的人生目標,他們有他們的善惡。

比如說,兩個殺人犯最大的目的不僅僅是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好好學習,能夠透過考上大學跳出悲慘的生活環境。

比如,有一個情節是在原著中沒有的,屬於我自己在電影中加入的:

兩個殺人犯去打電話給家裡人,說錢寄到了後,孩子一定要好好學習。

他們知道自己沒有知識、沒有上好學,落到殺人賺錢的地步。

這也是反映他們人性中的複雜。

再說一個《盲井》中的場景:

他們倆在小麵館吃飯,電視上正在播放一個新聞,說有一個貪官貪了三四百萬,於是他們倆議論說:

“這個貪官太壞了,貪這麼多錢,早該槍斃了”。

兩個殺人犯在這時突然變得有正義感,這是不是黑色幽默?!

其實這時他們說的就是他們真實的想法,他們覺得:當官的賺錢太容易了,貪汙錢太容易了。

所以,他們會覺得:

“我們做這點兒壞事算什麼?!”

這雖然是電影中的一個小情節,但其實反映了真實的現實社會和底層這些殺人犯的一些真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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