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對劉尚的採訪(第4/4頁)

於瑤：

你是個悲觀的人麼？因為尼采和叔本華都是悲觀主義者。

劉尚：

我不悲觀也不樂觀，我比較客觀。世界是因果聯絡的，未來就是你現在做的事情而產生的結果。

於瑤：

但是你的三部長篇作品都在探討了死亡的哲學，死亡是你一直想表達的一個主題麼？

劉尚：我覺得一部電影，只有愛與死值得拍。因為這兩個對人來說最重要的兩個命題。但我拍不好愛，所以我就想探討一下死亡。

與生命對應的就是死，面對死的態度是人生最大的問題。任何宗教都是告訴你生命的意義。因為有了死亡作為對照，生命的意義才會被提出。

電影的經驗是語言無法傳遞的，之所以選擇做電影，就因為我是想做語言無所傳達的東西，所以一定要透過視聽體驗去感受時間的強度。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花兩年時間做兩個小時的事兒。採訪只能說到外圍的事情，有質量、有能量的東西都在電影裡面。

於瑤：

對電影觀念的理解，你曾經做了個廚師和醫生的比方，比較有趣。

劉尚：

想再聽一次原版，是嗎？

於瑤：

對。

劉尚：

其實這只是一個導演對自己的定義。我更希望做一個廚師，我希望自己和觀眾是廚師和食客的關係，而不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

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作為廚師，是觀眾來吃他的作品，首先是因為它色香味俱全，吃完以後還挺有營養。先是因為趣味，然後又因為它的品質，最後因為它深層的情感與思想的溝通，這是一層一層的。

而作為一個大夫，把觀眾看作病人，上來你得為他把把脈，做一個診斷，開個藥方，再給他吃兩片藥，這樣看電影就會比較枯燥。

所以我要做一個電影行業的廚師，要做型別電影，先考慮電影的娛樂價值，然後是電影美學和人性探討。

於瑤：

你最欣賞哪些導演，受過哪些作品影響？

劉尚：

在不同的年齡，喜好也是不同。在讀書那會，我會選擇看伯格曼、帕索里尼等歐洲大師的電影，還有日本的黑澤明。

畢業後，突然覺得那時的歐洲電影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發展停滯，而美國電影融入到了商業系統裡，商業得不膚淺，也有對人性的探討，就開始看大衛·芬奇的片子，但芬奇最近的幾部作品有點讓我失望。

現在我最欣賞的導演就是能把型別電影與作者風格相結合的導演，比如，克里斯托弗·諾蘭，他的《黑暗騎士》和《盜夢空間》是商業、技術和藝術結合的完美典範，我也很喜歡達倫·阿倫諾夫斯基的《黑天鵝》和科恩兄弟的《老無所依》，沃卓斯基兄弟的電影我也喜歡。

於瑤：

我看時評說您的電影，越來越有強烈的個人風格，而且越來越難懂了，您怎麼看。

劉尚：

電影還是一種語言，用語言去理解電影的話，就很自由，任何電影都是對人生和人性的預言。所以電影是什麼形態並不重要，任何形態和風格都是容器。比如你把可樂倒在玻璃杯裡是可樂，倒在瓷杯裡也是可樂，你要表達的東西還是這些，喜歡可樂的人一定是可以在任何容器中嚐出來可樂的味道。

於瑤：

您創辦的尚元文化經常會投資一些文藝片，您也喜歡跟文藝片的導演打交道，也常去戛納柏林參加一些電影節，觀看各國優秀的文藝片，從《夢迴少年時》之後，您再也沒拍過文藝片，以後會拍嗎？

劉尚：

我可能會用這幾年的時間專做魔幻、動作和史詩型別，等我老了以後再拍文藝題材的，不用耗體力只需要動腦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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