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我希望您能守信用,咱們之前合同上可是有約定,改判後,您再支付五萬元律師費。”王川表情嚴肅道。

“是,我也知道咱們合同上有約定,但是我這不是羅鍋上山前(錢)緊嗎!咱們能否打個商量,您退一步,我也努努力……”大光頭郭理笑嘻嘻道。

王川見對方死豬不怕開水燙,死活要講價便問道:“你想給多少?”

“一萬!”大光頭郭理伸出一根手指道。

王川真想一把揪過他的手指頭直接剁下來,費了半天勁,給他爭取到了這麼多財產,才給一萬,打發要飯的呢!

“一萬肯定不行,這樣吧我給你打個七折,你再支付三萬五完事。”王川冷著臉道。

“太高了,這樣吧,我也別一萬,你也別三萬五,咱們二萬怎麼樣?”大光頭郭理道。

“兩萬五,我給你打五折,這是底價了!”王川咬牙道。

大光頭郭理見王川眼神不善,一笑:“好,就二萬五。您幫我開張發票。我劃卡給您。”

王川出去叫來了會計,大光頭郭理在POS機上劃了二萬五千元,之後在大光頭郭理的要求下雙方簽署了補充協議,變更了律師費總額。

大光頭郭理拿著判決書離開後,王川看著他離去的方向暗罵:談好的費用,說變就變,什麼玩意啊!

一月七號週一一大早,王川五點起床,提著案卷做最早一班地鐵向大興而去,二個多小時後,王川來到了大興區勞動人事仲裁委員會,此時的勞動仲裁委尚未開門。

天冷的滴水成冰,早起的人各個捂著厚厚的大棉襖或羽絨服,行色匆匆。見不遠處有早餐攤,王川撿了張桌子坐下,要了一碗餛飩兩根油條吃了起來。

早上九點,當王川走進勞動仲裁庭時,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姐正在整理桌上的案卷。

“你是員工的代理人,還是公司的代理人?”四十多歲的大姐抬頭看向王川問道。

“您好,我是宏達公司的代理人。這是我的手續。”說著王川將授權委託書和所函、律師證影印件遞了過去。

“哦,你先坐吧,申請人還沒來。稍微等一會兒吧!”四十多歲的大姐說完低頭繼續翻看案卷。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十多分鐘後申請人仍未出現,四十多歲的大姐有點不耐煩了。

“小劉,你打下電話,問問申請人到哪了?”四十多歲的大姐皺著眉頭道。

在她身旁坐著的一位小姑娘急忙答應一聲出去了,王川估計她是去用勞動仲裁委的座機給申請人打電話了。

用座機打電話的原因大概有兩個,一個是可以省自己的電話費;另一個是書記員和勞動仲裁員的私人電話是保密的,不便透露給申請人和被申請人。

五分多鐘後,小劉氣呼呼的走了進來:“申請人留的是代理律師的電話,律師說他忘記開庭的時間了,現在趕不過來,不來了!讓咱們該怎麼裁就怎麼裁。”

王川聽完愣住了:臥槽!還有這麼豪橫的律師,開庭居然說忘記了!還理直氣壯的說愛怎麼裁就怎麼裁!他咋不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