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7章 盛世華章之黨與政(第1/2頁)

第467章 盛世華章之黨與政

臺上來自中央黨校的何教授講得神采飛揚，臺下的陳建業邊錄音，一邊還在筆記本上，隨手記錄著自己的感想和領悟，這是他的老習慣了。

陳建業在西南某市的黨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這些年他感覺壓力最大的，就如如何在數字化的新時代，理解黨路線方針政策的演變邏輯和趨勢。很多人是不關心這個的，反正中央說了怎麼做，他們跟隨就是了。但總有陳建業這樣的一些同志，他們要搞懂背後的邏輯，要用自己的理性、知識和思考，來確證中央的決策思路是正確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徑是合理的，他們認為這是他們作為gc黨員和gc主義者的本分和職責。

何教授今天講的，對於多數人是比較“偏”的內容，而對於陳建業這樣理論功底深厚的同志，也是他思維上的盲點，所以他聽得非常仔細。

何教授先向臺下的聽眾們包括陳建業這樣的黨務人員和一些青年幹部黨員）提出了一個問題：有沒有注意到國家這些年的理論闡述中，更多地使用了列寧的很多理論？這背後包含了中央領導全球社會主義體系前進的什麼邏輯？

這個問題引發了陳建業等人的極大興趣，因為這是過去他們並沒有關注、被他們忽略的事實，因為應用列寧理論再多，也不會超過對主席和領袖兩人理論的引用，難怪被他們忽略了。

何教授的解釋是：這首先是世界革命的實際需要，例如對亞俄和中亞，他們最熟悉和最能讓他們的黨員和同志信服的，當然就是列寧同志。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大量的俄羅斯人以及中亞民族的同志，中國對於他們，總是“熟悉的陌生人”，主席和領袖兩人的理論，在他們中間普及的程度和引起的共鳴，當然不如列寧同志。

從中央的角度看，列寧與主席和領袖理論，是高度共鳴和一致的，這種一致性，甚至遠遠超過了斯大林與列寧理論之間的一致性。所以列寧理論，完全可以是不同社會主義國家間gc黨員思想融合的“潤滑劑”和“黏合劑”。

列寧的思想，由於其與斯大林革命階段的不同，天然地傾向於“世界革命”：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在那個時代最有號召力，也成為列寧理論的核心訴求。到了斯大林時代，民族和沙文主義的色彩加強了，更強調“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對於國際革命的考慮和支援，更多地從是否有利於前蘇聯的本身利益出發。本來作為世界革命發動機和領導機構的第三gc國際，逐步變成了代表前蘇聯利益、而不是全體社會主義信仰者利益的機構。

在列寧理論的指導下，布林什維克真誠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例如列寧和黨在1913年左右，堅決地反對沙俄企圖讓外蒙從中國獨立的企圖，列寧也確實想要解除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和其它國家強制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不過列寧答應歸還國土之類的，大致屬於當時國人的天真夢囈。

後世大多數的史家，把列寧他們這段主張的過程，完全歸結於當時前蘇聯“立足未穩”，所以“結好四鄰”的權宜之計。等到列寧去世，斯大林當權，原來的臨時策略全部被推翻，斯大林堅決地推進了外立，並且力圖保持那些蘇聯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例如中東路等。說白了，蘇聯放棄的不平等條約，例如放棄在中國的俄租界，那不過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繼續沙俄的做法，利益太小，反而徹底壞了自己名聲而已。

何教授認為，這種說法肯定不是全錯，但也不是全對。因為列寧當時的主張不能認為是權宜之計，他設想的革命道路，本來就不限於俄國，而是全歐洲，最好再帶上中國這樣的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既然是世界革命，必須對全球的革命者都保持公平和平和等，所以帝國主義侵略之類的，他們當然要堅決反對。

到了斯大林時代，理想主義消逝，斯大林面臨的現實問題是，讓蘇聯這個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活下來並發展壯大，他的革命策略轉化為：為蘇聯謀取一切的利益，所謂的世界革命，成為牽制資本主義力量、為蘇聯創造發展環境的手段，而不再是革命的目的。一國要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嘛，哪怕掠奪別國的利益也是可以的，只要這個別國，不是社會主義的蘇聯盟國。其實到了後來，對於東歐的社會主義盟國，同樣要掠奪，這就過線了。

理解了從列寧到斯大林的前蘇聯上層建築的革命思想演變，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央這些年強調列寧的相關理論思想，關鍵就是兩個方面：第一是中國已經走過了自己特色的“列寧”和“斯大林”時代，歷史螺旋上升，又到了強調世界革命，發動全球底層民眾的時代，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有其合理性和影響力。第二則是亞俄和中亞，在其最初發展中國模式的20年左右，與其用中國兩位領袖的理論，來說服他們的黨員幹部，還不如直接用列寧的理論，更能夠深入人心。

何教授的這段話讓陳建業恍然大悟，尤其讓他感興趣的，是何教授的這個說法：前蘇聯在第二個階段，即強調本國利益，以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廣義的“斯大林”時代，就已經折戟沉沙。而新中國則已經走過了這兩個階段，進入了前蘇聯沒有能夠進

入的新的第三發展階段：因為國家已經極其強大、富裕，擁有足夠的資源，所以對於全球社會主義的總體發展的態度，也就從列寧的“利眾”到斯大林的“利己”，發展到了現在中國的“利他”。

利眾和利他，當然這兩者之間的理論和思想共鳴性更高，但也不能說斯大林的“利己”就是惡的，那是針對現實壓力的策略調整。當然，後來蘇聯在這條路上一去不複返，搞得上層建築都演變為“利己”，讓蘇聯徹底崩塌，是另外的一回事。

所以現在中國統合全球的社會主義國家gc主義信仰者的思想，以毛李主義為主，列寧主義為輔，就能夠取得最好的效果，這是世界革命的“最大公約數”嘛，尤其是亞俄和中亞，因此而說服其忠貞的黨員和幹部，就容易得多。

陳建業敏感地體會到，何教授所言，其實就是這些年黨的理論總路線，不僅要指導國內黨員的思想，還要指導國際上社會主義各國的gc黨員的思想，形成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的合力和統一。

他內心感慨了一下，繼續仔細地聆聽何教授的進一步闡述。

何教授認為，毛李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統一，還在於排除兩種有影響的錯誤或者誤導性思想的幹擾，保持社會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平等原則的初心和發展道路。

第一種，是要排除“資本主義民主派”的欺騙性，因為中國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成功，完全壓倒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所以在這些國家，廣泛地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民主派”，這些人思想上承認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剝削性以及其它的破壞性，承認國家體制要對這些負面進行限制；但同時他們又認為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過於嚴苛，過於強調底層民眾利益，而忽視社會精英階層；過於強調平等和公平，而忽視精英人物，可以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突破和進步。

這種“資本主義民主派”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就像國內的小富人階層的成員，在思想上與他們真的有很多的共鳴。

在中央看來，這當然是胡扯，無非是看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巨大成果徹底壓倒了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正面進攻就改成側面。強調精英效率，無非是說如果重視精英資本主義人上人），中國能夠發展得更好；強調資本主義改良，無非還是留戀資本主義，不願意上社會主義的船。總之，東拉西扯，含含糊糊想說的，不過是在中國模式之外，一定有符合他們心願的更好的人類發展模式，不願意承認和接受，中國模式是目前人類尋找到的最好的發展模式。

其實就是這樣的思路：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搞得不好，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質不好，改良後可能就好了；中國社會主義搞得好，也只是相對其它國家而論，如果精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同步就要獲得更大的利益），國家才能發展得更好。

這樣的思想，完全沒有堅實的邏輯性，陳建業難以想象，怎麼會有人對這套玩意發自內心地相信呢？

但是不能否認現實中，這個在資本主義國家影響力很大的思想派別，尤其是要重視這種思想，在亞俄和中亞等地，對幹部階層的誘惑力，如果自身沒有思想上的抵禦力，還是很容易把自己代入他們描述的“指導人類前進的精英”的人上人的幻夢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