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中國派和準軍事化時代？(第1/2頁)

第219章 中國派和準軍事化時代？

1941年5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思華與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以及計委和經委等的主要領導，展開了一場座談會。

一些李思華前世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座談會，她熟知的，就有王亞楠、馬贏初、吳大昆、趙蘭平、左炯、顧諄、孫制方和薛幕喬等人。她內心感嘆，這也算是集一時之“俊彥”，可惜其中不是所有人都會跟隨黨的腳步，有些人的屁股，還是會坐在他思想嚮往的那一方。

這些經濟學家，注視著臺上的年輕女子李思華此時35歲，在1941年勉強還算年輕），他們的感觸很複雜。除了薛幕喬這類屬於黨內的經濟學家，其它人幾乎沒有接觸過這位李總理，但她在經濟學界中，當然是“大名鼎鼎”，甚至可以說是“泰山壓頂”。從緬華、西華時代到新中國，這一位幾乎是獨立地一手建立和奠基了國家的經濟體系、經濟思想導向，沒聽說過她受到任何國內或者國際上哪位經濟學家或者哪國經濟體系的影響，她的獨立性非常強。

她的幾乎每一本著作，無論其論述有關於經濟學多少，這些經濟學家無不仔細拜讀，因為人家人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其思想很容易會變成具體的制度、政策和指導性方針，從而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給予重大影響。

在這些經濟學家的思想中，不是沒有認為高層多數都是“土包子”，認為他們根本不懂經濟的人，不過新中國2年多執行下來，已經很少有人會那麼想，尤其是對李思華，她主導現成的經濟執行結果就在那裡，人家的理論和邏輯就在那裡，你可以認為有瑕疵、有錯誤，但完全否認的話，只會被圈子裡的其他人鄙視，高速穩定發展的國家經濟和迅速改善的民生，是最好的證明。

這位李總理顯然是懂西方經濟學的，而且造詣很深。在她的著作中，非常熟練地應用和引用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甚至超過了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引用。但很明顯，她又是非常鄙薄西方經濟學的，經常恥笑西方經濟學者的謬誤，以及理論背後不可告人的維護資本主義的思想邏輯。例如西方微觀經濟學最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就被她稱為“對幼稚兒童的煙霧彈”，已經成為國內經濟學界著名的梗，甚至都已經傳到國外去了。

而且她對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判斷，現在甚至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學界，讓他們感到狼狽，不能不為自己辯護，發表了很多對她的反駁文章，不過相信她的人也不少——按照李思華的看法，當代西方經濟學已經變成了庸俗經濟學，不是在試圖揭示經濟發展的實質規律，而是變成了主要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進行辯護，這樣的核心本質，導致了學說的偏頗，對實際經濟的指導價值，變得微乎其微。這讓國內的這些經濟學家們多數感到很痛快。

哪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不想自己的理論，能夠對國民經濟發展産生正向的影響呢？他們當然期望李思華能夠重視他們的理論，他們也學習和努力理解李思華的經濟思想，琢磨自己研究理論與她理論的異同。

會議開始，李思華先講話，她的邏輯立即吸引了全體人員的注意，她實際上是在宣講新中國對經濟學和經濟理論發展的根本邏輯和政策，非常重要！

李思華的講話包括幾個重點，是一整套嚴密推進的邏輯：

“我個人認為，經濟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所謂嚴格，是指像物理學規律那樣具備完全普適性的科學規律。經濟學則完全不同，所有的“經濟規律”實際上都依賴於設定嚴苛的假定前提，例如西方微觀經濟學的那些結論，實際上都需要在完全自由競爭的理想條件下才成立，而現實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自由競爭”這種條件的。”

“所以經濟學是總結一個特定環境即假設前提下）內的科學，不能超越，所以不是普適性的科學，也因此，經濟學具備文明、國情和階級三大屬性，不考慮這些環境因素，單純去研究所謂人類社會“普適性”的經濟規律，沒有意義，完全不實用。”

“新中國需要的，就是“中國經濟學”，是在中華文明、中國國情和底層人民發展需求這三大基礎上，構建的新經濟學。對於國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說白了，那些都是“包裹著糖衣的毒藥”，確實有一定參考的價值、研究比較的價值，但我們要小心地把糖衣剝下來，而將毒藥丟棄，切不可不假思索地盲目引進和應用。”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首先要實現的，是要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中國本土的經濟實踐，給予解釋和指導，而不是什麼“貢獻於世界”。自己還沒有走穩呢，奢談什麼貢獻世界？”

“中國經濟學，必然採納馬恩經濟學的合理成分，但不是完全遵循和教條地尊崇，馬恩是在歐洲生活，從未到過中國，而且他們的理論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其太多的“假定”，與今天我們經濟面臨的環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揚棄”，我們堅持的是無産階級專政革命的立場，而不是具體的經濟理論和手段。例如中國經濟學，不會去涵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經濟發展，因為兩國的文明、國情甚至底層人民的情況，都有很大的

不同，前提都完全不同，很多經濟理論自然也不一樣。”

李思華最後總結，我們既不能“言必稱希臘”，也不能“言必稱蘇聯”，中國就是中國，自有自己的文明、國情和人民特徵，只能是“唯中國經濟學”，希望各位學者從這樣的角度，努力研究，為國家民族，提出有實用價值和有指導意義的新經濟理論。

李思華的講話對經濟學家們震動非常大，她提出的完全是一個總原則，未來中國的經濟學界，必然要求遵循這個總原則來形成，自身的經濟研究能否被承認，顯然是必須符合這個總原則的要求的。

有幾個經濟學家臉色慘白，他們明白，自己以引進西方經濟理論為核心的“學術道路”完全被否定了，未來西方經濟理論，只會是新中國經濟學界的一種“參考”，而不會是主流。

李思華的一個計劃，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極大興趣。

她說明，最近幾年她在忙碌之餘，寫了一本厚厚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初探》的書，準備作為大學經濟學的主要教材之一。這讓在座的經濟學家們精神都一震，他們迫切想讀到這本書。

李思華坦言“我自己都不認為自己這本書的理論、思想、邏輯和觀點，肯定是一定正確的，所以在每個章節背後，我計劃要附上很多種不同的觀點和理論。也有可能是贊同的，但不管贊同還是反對，每一種觀點都要求言之成理，有著自己的邏輯，甚至有著實證案例。”

“這個方式，就是提供學生全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填鴨式的接受，讓他們知道，每一種經濟理論可能都有適用性、或者謬誤性，接受之中，必須始終保持著懷疑，我們要的，就是人人成龍，要一些溫順的羊群的話，是想幹什麼呢？”

“這個大工程，自然需要很多經濟學家來完成，我希望有理有據的反對意見多一些，人不害怕錯誤，改正就行，害怕的就是粉飾掩飾，這會對未來的革命工作造成嚴重的損失。”

李思華的態度贏得了這些經濟學家的好感，很多人覺得她“風光霽月”，不少人決定認真地參與這個工程，她的這本書，可能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學的主流，自己參與完善，也是留名青史、影響國運的大事件，這比自己發表十篇八篇論文，重要得多。

話題很快轉向了新中國目前的經濟形態，李思華稱之為“半戰時體制”，又稱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新中國的經濟體系，將是“準軍事化”的，這個論斷，對經濟學家們的思想沖擊很大，不少人是反對戰時體制過於延長的。

原廈門大學校長、《資本論》中文版的翻譯者王亞楠就不太認可，他向李思華說道：“李總理，戰時狀態長期維持是不可行的，這會對國民經濟的平衡造成嚴重影響，尤其是壓制民用工業和産業的發展。”

李思華笑著解釋：“包括您王校長在內，可能大家對我所說的半戰時體制和準軍事化的內涵有所誤解，我來解釋一下。”

“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戰時體制大家很熟悉，這是為了應付大規模戰爭而採取的臨時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本質上是短期的。重點是在國民經濟中向軍事傾斜，優先將經濟資源用於軍事和戰爭準備。本質上，這是以高度集中的生産、分配和管理體制，來提高戰備和軍事準備的效率。”

“我們現在說半戰時體制，就是因為當前的國際環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國家不得不將大量的資源傾斜到軍事準備上，例如，這幾年的軍費比例，佔到了財政支出的30。這在和平時代本身是不正常的。但坦白地說，沒有辦法，當下所有的大國，除了美國還沒有完全發動外，其它國家都不得不將大量的資源，投入戰爭或者準備戰爭。我們能夠做到不完全將所有資源投入戰備，已經是竭盡全力了。”

在座的經濟學家們都點點頭，他們也很清楚，這不是正常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