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文化人的彷徨(第1/2頁)

第143章 文化人的彷徨

“鐘聲斂住又敲散一街的荒涼，聽那圓的一顆顆聲響直沉下時間靜寂的咽喉……”

林徽因喃喃自語，輕聲地念著自己的一首小詩，出神地望著書屋外的夜色。良久，她才嘆了一口氣，繼續書寫一封給友人的信：

“對我來說，三月是一個多事的月份……我的一個小姑(燕京學生示威領袖)面臨被捕，我只好用各種巧妙的方法，把她藏起來和送她去遠方……”

傷感、憤怒和對未來的彷徨，充斥著她此時的思緒。日軍現在相當於三面合圍了北平，讓這個城市充滿了不安，此前茍且的生活似乎很難持續下去了。

最近的一切都讓她感到憤怒。就在今天，這位以撰寫浪漫主義詩歌著稱的才女，接到了一封約稿信，是一家日本人主辦的中文報紙的文藝副刊，刊她拒絕寫稿。在得知有50個中國人在這家報館供職時，她異常憤怒：“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她的丈夫梁思誠則把那份報紙直接扔進了火爐。”

她的心在發痛，那50個中國人，在民國都算得上是知識分子，可是他們居然在國難當頭的時候，為侵略者張目，毫無廉恥，書都讀到哪裡去了？一點氣節都沒有。

這幾年她的“太太的客廳”被稱為北平文化界的一道風景線，被稱為當代中國文學史的經典記憶。很多文人稱許這裡彙聚著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社交網路。從金嶽林到沈崇文再到蕭前，無論是誰，只要他們被這個象徵著當時北平知識界頂峰的“客廳”所接納，就可以融入北平“知識貴族”的公共空間。

毫不誇張地講，“太太的客廳”就是民國文人眼中的“鯉魚跳龍門”的龍門，是一種最有效的身份認證。

然而一切都被雨打風吹去，二三十年代北平畸形的“文化黃金時代”，在侵略者的鐵蹄下，顯得那麼的脆弱。“知識貴族”們的高談闊論與奔走呼籲，這些“批判的武器”，在日寇“武器的批判”面前，顯得如此的不堪一擊，就像是精緻的瓷器，只能供奉於高堂，在風暴來襲的時候，輕而易舉地就摔碎了，破裂了。

這幾年北平的文人們，在日寇的步步進逼下，不安的他們，曾經設想了“北平文化城”這樣的不設防城市，想用北平的燦爛文化遺産，來阻擋日寇的侵略，以為不設防，有文化遺産，日軍就不敢大動幹戈，可以像歐洲瑞士那樣避免兵戈，何其天真而愚蠢！

1932年，國民政府開始對故宮文物南遷。然而意見並非統一，而且分歧很大，北平之外的人，多主張大轉移，而北平內部的文人，多數反對。

主張遷移的人道理很明確，國土散失可以有日收複，如果文物被毀於戰爭，那將是千古罪事，不可再生，這些都是中國古文明的結晶，將無顏面對後代的子子孫孫。當年的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就是個慘痛的前車之鑒。古文物如果遭到焚毀或者被劫掠，都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悲劇。

北平內部的多數人卻認為，北平正人心惶惶，運走這麼一大批文物無疑是向老百姓宣告，國民政府即將棄北平以至整個華北，對穩定民心、共同禦敵，都，很不利。國土都不保了，難道還要急於去力保這些文物嗎？人民、領土、文物哪個重要哪個次要？邏輯很通透，然而實力才決定一切。

北平的各階層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對“南遷”，他們怕失去政府，從而失去家園，於是這些人召開集會，上街遊行。他們以為文物在北平，就可以保證這座城市的安全。

文物還是被遷走了，一陣人心惶惶之後，1933年底，時任北平市長袁亮，主持制訂了自19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設計劃”，希望透過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複古建築、改善公共娛樂場所等措施，發展北平的旅遊業。

這一時期，城裡的皇家園林已次第開闢成公園，郊區的長城、明陵、湯山溫泉等旅遊資源也漸漸開發出來。為了更好地服務遊客，旅行社這個新興的行業初見端倪。西方遊客不斷湧入，他們好奇地來觀瞻這個落後大國的千年古都，獵奇與優越的生活，對他們構成了很大的吸引力，一時之間，北平似乎又有了活力。北平的文人們又開始活躍了起來，美好的生活似乎還能夠繼續。

由於1935年《何梅協定》的簽訂，國民政府基本上已喪失了包括北平在內的華北地區的治權，日本軍隊和特務，已經開始在北平城內公開活動，然而這座古老的城市，卻仍舊沉醉在歌舞昇平的“和平”之中。

這個時候“有成就”的文人，在北平的生活是極為舒適的，這裡可沒有李思華前世那種，對北京國企商業惡劣服務態度的記憶，這個時代的服務，極致到位，因為對於底層人民來說，每份工作都寶貴至極，丟了飯碗，就要全家挨餓。

三十年代北平作為首都時代的富貴榮華，已煙消雲散。這導致過剩的建築、設施、用品、行業、人員、勞動力，不知有多少。因而全市成為一個徹底的買方市場，不論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都供過於求，商店店員們以及所有服務性行業從業的人員態度之好，

無以複加。“有為”的文人作為一個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確實令人處處滿意。

所以他們當然“眷戀”這個時代，“眷戀”這個城市，“一草一木總關情”。

一個大學的教授，每月360元，庚款支付的教授則能達到450元。有的教授兼了許多職，每月收入可以上千大洋。然而當時的物價呢？小館吃一頓花上幾毛，有時上1塊的，便可以算是大餐。有些小館不講幾塊幾毛講幾吊，那就更便宜。一套柚木書桌柚木床，只要十來塊錢，藤椅子只賣2元一把。

這些讀書人的收入，足夠他們每個月逍遙地吃館子、逛書攤、聽戲、上公園。魚翅席12元一桌，若酒喝得較多，加小費吃下來將近20元。魚唇席10元一桌，海參席8元一桌，最有名的譚家菜，不過40元一桌。

有的文人，看得到底層人民的困苦，例如老舍，但又能如何呢？大多數文人，還是享受著這個年代民國難得的“悠閑”。他們批評著市民的“放縱與茍且”，其實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有的人能夠意識到，這樣的北平，不過是沙堆上的城堡，風暴來臨前海上的舊船。然而得過且過，有幾個人能放棄自己悠閑的生活呢？

他們一邊享受著生活，一邊不安地觀察著日軍的動向，今年日軍單單在附近的天津，就已經增兵了8批，日軍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手下的兵力，已經接近3萬人，新增的一個混成旅團，更是由日軍最精銳的第一、三、四、八這4個師團中選擇組成。日軍號稱是要維護日僑在天津的安全，誰相信呢？都知道是沖著北平而來。

少數有國際戰略觀察力的知識分子，更是憂心忡忡，日本的外交官曾經公開宣佈過，日本的軍費已經由去年的15億上升到今年的23億日元，佔全部財政支出的45.9，而去年僅為38，這使得日本出現了大量的財政赤字，需要增加收入來彌補。可這幫王八蛋增加收入的方法，不是發展自己的經濟，而是明顯地想掠奪民國，尤其是掠奪華北。

充斥在北平多數文人心中的就是4個字，“有心無力”，多數人醉生夢死，少數人則開始準備離開。

林徽因的丈夫梁思誠，現在則勸著妻子沉下心來，他供職於營造學社，正在將學社裡與中國古建築研究有關的重要收藏品，都打包裝箱，準備運到安全的地方藏起來，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

這個時候他還加緊了自己的野外考察工作：“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於越來越近的新一輪日本大炮的震響，而突然中斷了有意義的工作。很顯然我們能在華北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我們被阻止這樣做之前，我們決定要在這個地區全力以赴。”

與其哀嘆，不如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為這個老大的國家，盡一份力。正如她自己的名言：“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替代。愛情、往事、記憶、失望、時間……都可以被替代，但是你不能無力自拔。”

兩人商定，不能容忍自己看著日寇的旗幟，插上北平城，他們要與祖國共存亡，“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林徽因此時32歲，她的身體並不好，歷史上第二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她和梁思誠帶著家人，離開北平到西南，一路帶著肺病舊疾，差點死在了這數千公裡顛沛流離的逃亡路上，此後7年都幾乎一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