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原則與機制(第1/2頁)

第61章 原則與機制

李思華的講話，被編撰成為一本名為《中國城鄉發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新思路》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可以說直接導致了未來新中國城鄉體制的基本定局。

在返回美國前，由於根據地的貨幣化即將開始，根據同志們提出的疑問，李思華定下了未來同樣影響深遠的，解決兩大問題的兩方面原則與反腐機制。

第一個大問題，是黨與政府的分工問題。

透過李思華兩年前的提醒，同志們已經理解了，黨與政府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邏輯。李思華進一步闡明觀點。

黨是代表大多數底層人民的，是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政府是代表全社會的合法公民之間的協調結果，即“共和”的結果，所以黨大、政府小。

所謂黨大，是因為，既然黨代表人口絕大多數，那麼自然應該對國家絕大多數的權力和利益負責。例如我黨創立的企業，並不應該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黨企應該是為底層多數人民謀利、屬於底層多數人民的企業。而政府創立的企業，才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因為它是“共和”的企業，是解決社會各階層共同利益的問題的。

黨企，應該為底層人民謀私利，將利潤透過精準扶貧等方式，歸還給底層人民，促進他們從無産階級，發展成為共同富裕的有産階級。

政企，則只有公利，沒有私利。因為它是屬於全民的企業，如果有利潤，是從哪些人民那賺取的呢？

所以黨企，應該理直氣壯地控制有長期“利潤”的重要領域，這裡的利潤並不是以金錢來衡量。尤其是戰略資源産業，以及對國力有重要支撐的産業，例如礦山、軍工、鋼鐵、油田、交通，以及一些重要的科技産業等。

而我們能否“理直氣壯”，取決於我們最後，是否真正將利潤歸還給了底層人民。如果只是表面用人民的名義，而實際上是自己佔有和享用利潤，那我們就變成了竊國大盜。

當然，黨企要著重投資那種需要長期投資，甚至區域性虧損，但又對國計民生極為重要的戰略産業。

例如修鐵路，透過票價和運費回本，是非常漫長的週期，如果交給私企，那麼要麼修不起來，要麼票價和運費奇貴，因為資本的本能需求，就是賺錢。但是黨企，可以忍受長期虧損或者長期不賺錢。因為我們對“利潤”的評判標準，實際上是，是否有利於底層人民的利益，而不僅僅是賺錢。

例如醫院，如果都是私人醫院，那麼最後就只有一個結果，老百姓看不起病。而對黨企來說，讓老百姓看得起病，才是真正的“利潤”。

所以，單單以貨幣來衡量，那麼黨企會有很多是財務虧損的，但我們算的不是這個“經濟賬”。對於黨來說，只要黨企的總和，具備貨幣上的經濟可持續性即可，並不追求貨幣的利潤，評估的是黨企的運營，給底層多數人民所帶來的綜合利益。

實際上，黨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重要資源，還不能賺錢的話，本身也太笨了。當然，這有個掌握平衡性的問題，在不傷害底層人民利益又可以盈利的情況下，還是要追求盈利。

政企，雖然名為企業，實際上很多應該是服務全體公民的公益平臺。例如修建圖書館、建設文化宮，需要有利潤嗎？實際上是從財政中撥款，來形成的公共服務平臺，收取一定的費用，是為了維持平臺的運轉，以服務全民，而不是賺錢。1

企業是如此分工，那麼權力上如何分工呢？核心的原則應該如下：

一、黨掌握軍隊和國防，這是永遠的基本原則。只有掌握軍隊，我們才能維護占人口多數的底層人民的利益不被剝奪，不會讓剝削食利階級捲土重來。

二、黨掌握立法和司法，這也是永遠的原則，革命本身是多數人的暴政，我們需要保證司法，偏向於維護底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所謂名義上的公平公正，因為底層人民在話語權方面，本來就處於弱勢。

三、黨掌握戰略資源。所有經濟權力的來源，最大宗的永遠是資源。黨企的存在，最基本的一個目的，就是掌握戰略資源。

四、黨掌握主要輿論。所謂言論自由，實際上是讓具備更多經濟資源的人，才有能力去操縱輿論，底層的老百姓，憑什麼去和富人去說言論自由呢？話語權不同的人之間談民主，那就是狼和羊在商量吃什麼。我們當然不能將如此重要的權力，讓渡給富人。

五、黨掌握基層組織。基層本來就是底層人民的聚合。我們不去掌握嗎？包括民兵組織、基層黨組織、集體經濟組織。

六、黨掌握國策。國家和民族朝什麼方向發展，應該符合多數底層人民的利益，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諸多方面。

那麼政府的權力是什麼呢？是“行政”。何謂行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在政府博弈，透過“共和”，産生共識，然後政府推行基於共識的政策，保證社會各階層遵守大家達成的共識。例如全民應該建立起戶籍制度，全民應該建立起身份證制度，全體青少年，未來應該執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等。然後出臺政策，調動稅收，執行計劃。

這就是“黨

大、政府小”這種二元體制背後的邏輯。本質上而言，黨確定理論、方針、策略，規劃發展方向，並為底層人民間接和直接謀利益；而政府則根據黨的理論方針，與其它社會階層“共和”協商，落實成政策，並調動資源執行。黨對政府實行監督，政府則並不是黨單獨一家的執行機器，而是必須將其它階層的利益訴求，反饋給黨，透過博弈，達成妥協，然後才形成政策。

最根本的原則是，黨可以否決政府，而政府可以與黨協商，但不能否決黨。

第二個大問題，是黨員、幹部與企業薪酬問題。

李思華指出，黨員與普通人需要分開。黨員不適用完全的市場化薪酬。最根本的原則是，“入黨不發財，發財不入黨”。

黨員的特殊性，在於必須是理想主義者。或者可以描述為“七分理想，三分現實”。我們承認理想主義者也需要物質生活，而提供黨員的物質保障，是為了讓同志們有基礎的生活條件，從而更好地為共同的理想而奮鬥，卻不是為黨員謀求發財機會的。

普通人當然與黨員不一樣，他們能做到“九分現實，一分理想”就已經很不錯了。

李思華想起前世，據說有八千萬黨員，其實真正的共産理想主義者有多少？人多就力量大嗎？她寧可要一個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人數，例如八百萬人員的黨，但是成員必須是真正的黨員，用理想和思想武裝精神的人。反之，如果是一大堆投機主義者入黨，黨能有什麼好處呢？

黨員薪酬的邏輯，在於堅持“共同富裕”。所以可以試行一個方法，例如以所在地區薪酬水平的中位數，作為基準收入。

例如在政府工作，那麼黨員拿的基準薪酬，就應該是政府所在區域內，全民薪酬的中位數。黨組織對黨員設立標準，進行每年考核，優秀的物質報酬，從中位數上浮，例如地域中高收入的薪酬人員佔比是20，那麼黨員的薪酬，最多達到這20人員的下限作為封頂，這是物質激勵。至於差勁的，不是扣薪酬的問題，而是是否是合格黨員的問題。這樣的物質激勵，其實本質還是精神激勵，用物質來表彰其優秀表現而已。

如果在企業或者是在基層工作，其原則與在政府工作相似。黨企的收入水平，黨組織會考慮，基本會保持在與政府同一水平線。所以作為黨員，提升物質收入的唯一途徑，是提升當地或所在企業共同富裕的水平。大家好了，你才能好。無論黨員在哪裡工作，超出這個薪酬標準的收入，要麼上交作為特殊黨費，要麼就請。

黨員應該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對於黨外人士和普通人，當然不能如此要求。對於他們，基本上都適用市場化原則，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政府擔任“公職人員”，其實是按社會上“管理技術人員”的市場化水平，來參照制定薪酬，按工作的重要性和職位，有所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