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章 新時代的到來(第1/4頁)

此後的十二年，大明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繁榮時代。

朱標繼承了朱元璋與民休息的原則，這位新皇並不熱衷於發動戰爭，除了海外艦隊的行動，大明沒有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戰爭，邊境雖然偶有摩擦，但在明軍強橫的武力威懾下，總體上都是和平的。

因為並沒有繼承“鐵人”天賦，所以朱標被迫擴大了軍機司的規模與作用，逐漸將其從輔佐皇帝以備諮詢的秘書機構，變成了協理批閱公文的實權部門，但軍機大臣的品級依舊低微，在朝堂中被戲稱為“門檻下省”，乃是揶揄還不如古代之門下省的意思.當然，這肯定有部分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滋味在裡面。

另外，朱標對待文臣也頗為寬和，沒有再興起大獄，並且隨著當年南北榜案定下的制度的逐漸執行，開始頻繁地開科取士，進行官員隊伍的更新換代，大量科舉出身計程車子，取代了洪武朝中後期的國子監生員們，成為了官員隊伍的主流出身。

當然，這些科舉出身計程車子，目前還在文官系統的中下層，還得經過一些年的時間，新鮮血液流動完畢，他們才能真正徹底地成為帝國文官集團的主宰。

而這也意味著，以“籍貫”“舉年”為標準，自然而然抱團形成的鄉黨、同年、座師等等關係的出現，強大的文官利益群體的形成，這也是帝國開始進入中期的標誌。

當然，官員隊伍迅速膨脹，肯定是會帶來貪墨、結黨這些負面弊端，不過隨著帝國治理規模和難度的上升，更多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確實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除了擴大秘書部門和開科取士、不興大獄，朱標還十分樂意於做一個廣開言路善於納諫的皇帝，因為作為一個守成之君，朱標很清楚，他無論做什麼，都是不可能超過洪武時代的，因此，他更樂意在文治上下功夫，在日後的史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朱標覺得“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所以廣泛接受科道言官們的批評，哪怕有時候這些為了求名的言官，批評的過於嚴苛，甚至有些刻薄。

總之，朱標成為了一個仁慈但有原則的君王。

他親自修訂《大明律》，秉持著“有罪不可倖免，無罪不可濫刑”的原則，把洪武朝定下的重重嚴刑峻法，進行了放寬，不再允許宮刑等以致殘不致死為目的的殘酷刑法的實施，但保留了凌遲因為凌遲是用來威懾謀逆者的，這是皇權的底線，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凌遲的目的也是為了弄死人，而不是讓人殘缺地活著以作為懲罰。

並且朱標取消了法外行刑以及非謀逆罪名的連坐制度，民間私自動用武力責罰奴僕或盜竊者沒有了法律依據，除了謀逆以外的其他罪名，也不再會進行洪武朝的“九族消消樂”了。

而對於之前在洪武朝，因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被牽連的人，已經噶了的那就不用說了，沒噶的被流放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也進行了赦免，允許他們返回祖籍生活，不影響後代繼續進行科舉。

並且對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三起大案的卷宗進行了重新了審查.這是一項工作量極大的任務，把三法司的人都快累癱了。

少數確實被胡亂攀咬而冤枉的人，得到了平反，案件昭雪，死者得到了追贈，生者以之前的官階加一級到一級半享受致仕的待遇，但絕大多數涉及到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的官員，還是證據確鑿的。

因為跟現代世界的歷史不同，現代世界的歷史上，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三萬餘人，時稱“胡獄”，這個是擴大版的胡惟庸案。

而在目前發生的，則是隻有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人，這個胡惟庸案，在後面並沒有產生擴大化，李善長這些功臣沒有藉著“胡惟庸案”這個名義被誅殺，所以真正涉案人員，就是胡惟庸的那些黨羽，有的人可能確實處罰重了，但你說他平時跟胡惟庸沒有勾結和利益往來，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涉及到謀反，這腦袋掉的就沒什麼可說的。

同時，空印案雖然性質惡劣，但因為朱雄英的因素，陰差陽錯之下，也並沒有殺人，大多數都是流放，能撐過十來年活到現在的，也都被赦免了罪行了。

空印案這批涉案者，說實話，說冤枉吧確實冤枉，這麼多年潛規則都是這樣的，運氣不好就這茬被逮到了，但是說不冤枉那也不冤枉，這畢竟是違規操作，拿到檯面上來講就是該罰的。

至於郭桓案，那基本上沒多少冤枉的了，全是蛀蟲。

除了政治上這些事情，朱標相當關心農業、工業、商業的發展，提倡宋朝時期“四民皆本”的思想，也就是士農工商都是國家的根本。

很多新的水利工程，都是興文朝修建的，雖然對於黃河氾濫的百年積弊依舊沒有敢貿然動手，但朝廷出錢修復了洪渠堰、都江堰，修建濟南運河、眉州新津通濟堰，並疏浚了太湖入海水道，解除了蘇松地區的水患，整個黃淮流域的河流，也進行了重新整理疏浚。

鋼鐵、造船、蒸汽機、瓷器、棉紡織等行業欣欣向榮，商品流動速度遠超歷朝歷代，經濟增速連年新高。

而因為從日本開採的金山銀山，以及海外貿易和國內商稅的巨大受益，再加上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天災，所以在興文一朝，國庫和內帑極大充裕，對於地方的小規模自然災害的賑濟非常及時，受災地區經常能得到免費的救濟糧食和減免若干年稅收的仁政，百姓極為讚揚。

朱標常說“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因此，在民間士林，朱標經常被比作漢朝的漢文帝，這個時代認為“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當然，盛世下也不斷地滋生著威脅帝國這棵大樹繼續勃然生長的蛀蟲。

科舉出身的文官開始掌握主流話語權，考成法的執行力度開始下降，文官們相互庇佑搪塞，結黨營私，在相對開明的廟堂風氣下互相肆無忌憚地攻訐，甚至敢在朝堂上揮拳頭，這在洪武朝早就被拉出去砍頭了，可見文官放肆到了何種程度。

小吏們心照不宣地開始享受盛世的紅利，不斷地對百姓進行各種卡要，從上到下習以為常。

商人們在短短十年之間，就以令人驚駭的速度，突破了洪武朝人為製造的社會階層壁壘，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給百姓提供了除了科舉以外的社會晉升通道，但同時奢靡享樂之風也開始在大明市井中蔓延，人人攀比，羨慕商賈多金者，對於老實種田做工多有鄙夷。

而海外貿易所帶來的種種外國商品，除了便利了百姓生活，豐富了物質享受以外，各種教派的傳教士、信徒也隨著商人一起來到了大明，各種五花八門甚至相互矛盾的教派信仰開始傳播，其中不乏較為極端的思想，導致洪武朝那種大農村社會的進一步撕裂.戲曲、話本的刊行量每個月都在重新整理著記錄，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京城街頭甚至常有人不著衣裳奔走，謂之“天性爛漫”，捕快亦是難治。

而大明的立國根基之一的勳貴武臣群體和衛所制度，也開始有了衰敗的跡象。

因為朱標不喜歡對外發動戰爭，所以五軍都督府常年無事，以各個勢力為假想敵的戰爭預案逐漸壘在案牘庫裡塞滿，卻始終吃灰。

將領們除了參與海外開拓，在陸地上沒有了可以獲取戰功的機會，北方的韃靼、瓦剌、兀良哈等部，自知不是明軍對手，所以都是遠遠避開過自己的日子，便是遇到了雪災，瓦剌人寧肯向西去找東察合臺汗國的麻煩，也不會南下去碰大明的邊境；而南方的明軍，尤其是雲南方向的明軍，反倒成了最有作戰機會的，只不過他們處理的也都是邊境的小摩擦，廣西和交趾方向，則是太平無事。

東方的高麗發生過一次國內的叛亂，但沒用大明出手，就很快平定了下去，日本則是繼續在南北朝對峙的局面中內亂著。

西方的帖木兒汗國始終是五軍都督府戰爭預演的最大假想敵，老瘸子在昆都爾察河谷、帖列克河戰役大敗金帳汗脫脫迷失，北上掃蕩金帳汗國後，跟大明同步發起了東征，帖木兒征服了印度德里蘇丹國，摧毀德里、旁遮普、克什米爾地區，並且稍加休整後出征敘利亞，敗馬穆魯克王朝的駱駝騎兵。

在大明興文五年的時候，帖木兒於安哥拉戰役大敗奧斯曼帝國，俘奧斯曼蘇丹巴耶濟德一世，從而建立了一個東起北印度，西達小亞細亞，南瀕阿拉伯海和波斯灣，北抵裡海、鹹海的龐大帝國。

明軍的遠洋艦隊與其部下的白羊王朝，在阿拉伯南部沿海地區進行了交手，白羊王朝的駱駝騎兵被明軍的火器打的潰不成軍，但明軍缺乏足夠的沙漠載具，也無法繼續深入，於是草草收兵，繼續進行航行。

這次交火引起了帖木兒的重視，明軍火器的強大，令其頗為忌憚，所以是繼續趁熱打鐵進行西征，還是東征大明，已經年邁的帖木兒難以定奪。

不過雖然帖木兒還沒定奪好，可聽到訊息的歐洲人卻慌了，要知道，巴耶濟德一世可是把十萬十字軍都給幹趴了，結果還打不過帖木兒，要是帖木兒繼續向西，那豈不是時隔百年又要面臨一次蒙古西征一般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