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這種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第1/2頁)

靠在自家客廳的沙發上，高正新已經連續看了幾個小時的電視。過去他一般只看新聞節目和財經節目，偶爾看一下科教節目。自從退休後，他迷上了電視劇。一部電視劇幾十集，再多的時間也可以打發了。

高正新的嗜好並不少，抽菸喝酒喝茶樣樣都來，唯獨就是不打牌。別人從早到晚可以在麻將桌上不下來，他不行，整天坐著不動就腰痠背痛。一起退下來的人，有的發揮餘熱去了朋友的企業。開始他也有些動心，後來看情況不對，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市規劃局的老羅——羅國華，和他一批退下來的。退下來後就被一家房地產開發企業請去做了顧問。梁老闆是老羅的朋友，過去有求於他，他也給他幫了不少忙，本來以為可以上個神仙班，拿點補差，混個日子算了，誰知道沒有多久，情況就變了。

有一次梁老闆不知是誰惹他不高興，又發洋脾氣，罵滿場。這是他的習慣，就像無預兆反覆發作的癲癇病，隔一段時間就要來一次。每次發作，公司的人都避之不及，唯恐沾惹到自己身上。

老羅不知深淺，仗著自己跟他關係特殊，上前勸了幾句。見他青頭黑臉不說話，說走走走，到我的辦公室喝茶去。說著就伸手去拉。誰知梁老闆一甩手，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胳膊上：你跟我死開邊！

被打的老羅像被扭轉了機關的木牛流馬，一下由活物變成了呆物。嘴巴還是張著的，眼睛還是瞪著的，胳膊也還是抬起的，就是人不會動彈了。還是公司的一個老會計，不聲不響地上去拉了他一把，把他拉到一邊去了。

原來我在位上，你來求我辦事時，嘴巴比孫子還甜，態度比哈巴狗還乖，人怎麼能說變就變呢？又不是我尋到你的公司來的？是你為了討好我，三番五次地接我，要我做你公司的顧問……

老羅實在是一肚子的怒氣無處可消，打電話把受到的屈辱說給高正新聽。一向口若懸河的老羅說起這些，竟然是哆哆嗦嗦結結巴巴的。高正新想象得到，打這個電話時，老羅眼裡一定是含著淚水。

其實高正新早就覺得不對勁。原來老羅說起梁老闆都是直呼其名，尊稱最多是老梁或者小梁。進他公司沒幾天，老羅開口閉口都是梁總。人前這樣也就算了，就我們兩人說話，你還梁總前梁總後，至於嗎？

高正新勸解一會，說老羅你辭職算了。老羅沒有吭聲。

過了幾天打電話過去，老羅還沒有辭職。老羅說梁總親自上門給他賠禮了。說當時發脾氣不是針對他，請他大人不記小人過。

老高說老羅你什麼意思？你是不是還想賴在他那裡不走？老羅我跟你說，你現在走還有點餘香。難道要他再罵你連歉都不道了，你才肯滾蛋？

自從退休以後，高正新就很少見到老羅了。最後一次見到他還是在香水星河酒店，那時候還是剛剛退下來。李非跟他打電話說，說有個事想徵求他的意見。他有意把這一批退下來的老同志一起請去吃個飯。感謝這麼多年以來大家對香水星河酒店的支援。不知道可不可以。

這讓高正新既意外，又感動。從來都只有巴結新上臺的人，哪有討好新下臺的人的。何況這些人在位時他李非都沒有請過誰吃飯，現在這時候請大家，應該是完全沒有功利的動機。

聚會的時候大家很高興，也很珍惜，這種團聚的場景今後畢竟不多了。不得不感嘆李非會做人。真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一個電話打進來，高正新拿起手機一看，是朋友張子揚。

老張原來也跟他提到過，問他願不願意去深圳他的公司做事。他開始有點猶豫，說我先去上海看看外孫再說。後來見老羅受氣，便徹底打消了幫誰的念頭。有句話他忘了是誰說的：

朋友之間最好不要摻和利益關係，弄不好朋友就沒得做的了。

高主任，我有個事要請你幫忙。張子揚在電話那頭說。

老高把電視調成靜音，說有什麼事張總你請說。

張子揚說，保齡球館的裝置，我還是想處理掉算了。便宜一點都可以。

老高說，這個事上次你不是跟香水星河酒店提出過嗎，我記得他們當時沒有同意。球館現在生意怎麼樣？

生意不好，兩年了，基本上沒有什麼利潤。

老高說，依我看，這種情況下，你提出把裝置處理給他們，我看他們更加不會同意。

高正新聽見電話那頭在唉聲嘆氣。張子揚說，您看這樣行不行，就說我近期在銀行有一筆貸款，需要用球館的裝置做抵押。

高正新一聽就明白，老張是想透過抵押貸款的方式把現錢拿到手。把一個死娃留給酒店，讓銀行跟酒店去申冤。

這件事還是你自己當面跟李非說比較好，老高說，我可以先給他打個招呼，要李非能行方便就儘量行個方便。

張子揚是在香水星河酒店的客房與李非見的面。自從有了香水星河酒店，他每次回香州都是住在這裡。他從他的手提包裡拿出一個咖啡色的小方盒，放在李非面前的小茶几上。說一點小禮物，不知款式你喜不喜歡。

是什麼？李非開啟小盒子，裡面是一隻手錶。RADO，他默唸著錶盤上的商標。他沒有玩表的愛好，也沒戴過進口手錶，是個十足的外行。

十六歲那年，父親花了一百二十元錢，託人給他買了一塊上海牌手錶。這是他對他的獎勵。那時他剛接手街道集體組織的出納工作。在別人和家人眼裡，這是一件很體面的事情。它體現的是能力和信任。儘管月薪只有十五元。

父親是一個不善表達的人，他的父愛總是藏在一副嚴肅的面孔下。以致在李非的回憶中，找不到父親的笑臉。而他僅有的一張遺像，目光裡也好像滿是仇恨。而實際生活中，他是一個謹小慎微，與世無爭，與人無爭的人。

當別人還在穿木拖鞋時，他給他買回了小鎮上第一雙泡沫拖鞋；當別人還在用光板乒乓球拍時，他給他買回了海綿球拍；他運貨到縣城，常常帶回一些小鎮的稀罕物——水果或蛋糕什麼的。即便在三年困難時期糧食那麼缺乏的年代，他和母親自己吃菜粥，都要用一個小瓦罐單獨給兒子做白米飯。

但這塊上海手錶他只戴了兩個月。會計是街坊中一個有些陰柔的中年人，月底對賬時說他差了一百多元錢。他找遍了所有環節，收支的現金都沒有差錯。但會記說與賬目不符。而他根本看不懂那些賬目。最後他用手錶賠了欠款，辭去了出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