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僅是百姓,甚至當時避世到涼州河西走廊的當世大儒們,也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實其學,或增清談之資,佛教和佛法因此也得以在涼州得以深入和快速的傳播。

此時,在祁連山.張掖郡境內的大山之中,有一著名的當世大儒名叫郭瑀。

郭瑀,字元瑜,現年五十七歲,此人並非一般之凡人。他傳學所在之地,名曰林松山,因此涼州世人稱其為“臨松先生”。他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義,善屬文。

郭瑀本是敦煌人士,二十年前,還是鮮衣怒馬少年郎的郭瑀離開家鄉,開始漫漫求學路,後來拜祁連山隱士.郭荷為師。

再後來,郭荷去世之後,他便留在了祁連山內繼承了他的衣缽,專心致志的研究治學。十數年來,他藏於祁連大山深處,將自己一生之所學融匯貫通,寫下《春秋墨說》和《孝經錯緯》,希望能為後世所用。

也正是因為這兩本經典的出世,使得他的聲名遠播。每日都有慕名而來之人,前來拜訪,可那些人到了這大山之後,往往都是待了沒幾天,吃不了這清心寡慾之苦,又選擇了離開。可是即便如此,幾十年下來,郭瑀座下還是有著一心求學問道的弟子千餘人。

與此同時,在涼州境內,有一著名僧人,名叫“樂[yuè]僔[zūn]和尚”與郭瑀十分交好,二人時常在一起坐而論道。

郭瑀雖是當世大儒,但是他對佛法一學並不排斥。這十數年來,在講學閒暇之時,他更會率領一眾弟子在祁連山的巖壁之上,開鑿石窟雕刻佛像,以作講學之處所。

數十年下來,巖壁之上被郭瑀率領弟子們,在巖壁上開鑿出來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石窟,甚為壯麗,曾有詩讚日,“古剎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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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方,雲梯石磴步回長。金身寶相蓮開座,玉梵清音月近床。”

郭瑀所在之地,傳聞有一天馬經過此地,在巖壁之上留下了一個馬蹄印,因此郭瑀先生將自己所開鑿的石窟,戲稱為“馬蹄窟”。

也正是因為郭瑀率領弟子開鑿石窟的壯舉,樂僔和尚對其十分敬仰,所以才會不避艱險多次來到這大山深處,與他坐而論道。

而郭瑀對於這位佛法高深,但卻不執拗的和尚也十分的欣賞。因為除了佛法之外,這位樂僔和尚還幹了一件前無古人的大事,那便是憑藉著一己之力在敦煌的大山深處,開鑿了一個巨大的佛像。

郭瑀在向弟子講學之時,樂僔和尚也會常常坐在一旁,安心聽教。郭瑀也常常邀請樂僔和尚,為自己的弟子們講經說法。

也正是因為他們二人如此的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才使得二人集儒家、佛家的經學典注於一身。馬蹄窟也因此成為了,繼太學、國子學以及信都書院之外的,天下第四大書院,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並不能稱之為書院。馬蹄窟也成為了帝國境內為數不多的,聲望還要大於州郡國學校館的傳學之所在。

鄧艾,早在數年前剛來涼州不久,就已經聽聞了這位大儒的名聲。於是,不遠百里,深入大山之中尋找這位臨松先生,想要請其出山,為帝國效力。

可惜,無數官員前赴後繼而來,都沒有請得這位臨松先生出山,鄧艾又怎麼能夠功成呢?更何況當時的他,也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武威郡.郡丞而已。

不過與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鄧艾並沒有像以往的官員們那樣強行逼迫,也沒有因為拒絕來一次就不來了。反而在後來,多次屈身拜訪,真心求教,且只談論經學典故,不再談請其出山一事。

最初郭瑀也只是以為,他是一個跟往日那群人一樣的普通官吏,為了自己的前途才前來請自己出山。可後來,鄧艾的執著也漸漸打動了他。他雖然沒有答應鄧艾出山,可是態度上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引薦了樂僔和尚與鄧艾認識,而且三人經常會坐在一起講經說法。再後來,郭瑀和樂僔和尚二人知道了鄧艾所創的“軍屯論”,對這位年輕人也就更加的推誠相見了。他們二人雖然無心政事,但也知道這軍屯論,乃是利國利民之策。

鄧艾會經常帶自己所蒐集到的前朝,或者上古的典籍來,而郭瑀也會經常的,將自己近日的一些心得與其分享。

朝廷的興學詔令下發以後,郭瑀更是派遣了一大批已經出山的弟子們,前往各州郡的國學校館,擔任教瑜,為鄧艾助力。可以說整個涼州的河西走廊地區,有一大半都是出自郭瑀門下。他本人更是應允了,三百名求學子弟來臨松山聽他傳學講教。

郭瑀雖然不出山,但並不代表他對政事一竅不通。有時鄧艾遇到了難解的煩心之事,也都會求惑於他,可以說鄧艾這幾年的改變和升遷,這位臨松先生助力不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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