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如今開海對外通商,杭州能得海貿之利,便越加的繁華了,商賈之事也更加盛行,因此聚集於杭州的商人很多。

富貴樓,在杭州眾多酒樓中連前十都排不上,卻也頗有名氣,尤以包廂眾多為人稱道。

杭州人都知道,商人們談事最喜歡來這裡。

其裝修低調而奢華,菜餚、酒水也頗為實惠,很符合大多數商人的品味。

這一日,富貴樓小二們發現,幾乎所有包廂的人都在談論一件事,那就是新政將在浙江推行之事。

某包廂中,商人吳會同感嘆道:“等了三年,朝廷終於要在我們大浙江推行新政了,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趙乾景頗以為然地接話,“想當初,我去應天府做生意,突然就發現以前的經驗全不管用了,想要送錢辦事,連門路都摸不著。

當時我就在心裡大罵:朝廷搞的狗屁新政,把好好一個官府拆分出那麼多職司,讓人還怎麼愉快地出錢辦事?

可後來我發現,當耐下心來,學會新政那一套辦事規章制度,按規矩來,我竟然一分錢沒花,就把以前要花好幾百兩銀子的事給辦下來了!”

“我也有這經歷。”包廂的另一位商人沈金元緊跟著接話,“想當初,我聽說南京出產玻璃鏡,好不容易找到箇中間人,請一個南京玻璃鏡廠的小吏吃飯,想要請他幫忙疏通關係,讓我能拿到貨。

誰知那小吏雖來吃飯,卻是死活不肯收禮,讓我直接到廠裡按規矩拿貨就行。

我當時心想,如今南京產的玻璃鏡那麼緊俏,我不疏通關係,直接進去怎麼可能拿得到貨?

看他急匆匆走了,我心裡就認為這事黃了。只是抱著萬一的想法,才去廠裡試了試。

結果按照規矩走流程,雖然花費了不少時間,後面又在南京等了大半個月,竟真的拿到了貨。

整個過程中,除請那個小吏吃了頓飯,是真沒往廠子裡多花一分錢,事後我都還覺得在做夢呢。”

吳會同笑著道:“南京的那些廠子按規矩辦事還沒什麼,關鍵是新政下,官府辦事不僅不收錢,而且辦起事來比以前麻利多了。

以前你要半個什麼許可、條呈,各種吃拿卡要不說,還得拖拉你好長時間。

現在去了照規矩來,那些新職司的官吏一會兒就給你辦了,伱要是拖延時間,人家還生氣呢。

這兩年跟南直隸的官府打交道多了,每次再回來跟我們浙江的官府打交道,是真不習慣。

如今我就盼著新政快點在浙江落實,好讓我們在浙江也能得到新政下經商的種種便利。”

趙乾景吃口菜,道:“據我所知,新政在浙江落實,好處可不止是經商的便利。

朝廷在昭武二年出臺的專利法,諸位知道吧?只有我們浙江落實新政了,我們浙江的商人,才能獲得某些民用技術專利授權,開辦工廠。”

沒有特別解釋,三人便都知道,工廠非工坊。

工坊就是以前那種幾十個人,至多幾百上千人的老作坊,即便人多,生產效率其實還是低。

可工廠就不同了,就算沒資格用蒸汽機,也能用水力機械及流水線的模式。還可以參觀、學習南京那邊的廠子,甚至得到技術指導。

所以在如今大明人詞彙中,工廠就代表著更快乃至更高質量的生產能力,工坊則代表著老舊、生產效率低下、賺不了大錢。

“比如說造紙、造鉛筆以及四輪馬車部件等朝廷願意授權給民間的技術專利,就必須得新政落實了的地方的商人才能承接到。”

趙乾景說著話語一轉,“我聽說有些家裡田地多的,想方設法地活動,準備讓新政無法在浙江落實。

這些人就是眼界太小,眼皮子太淺,只知道盯著土地、農夫身上賺得那點錢。

他們根本就沒意識到,新政落實後,他們隨便做點生意,賺的錢都比從田地裡收穫多得多。”

吳會同笑道:“那樣的人並不多,我們浙江開明計程車紳、地主還是不少的。

從去年開始,我們浙江的土地價格不久一直在下降嗎?這就是因為不少人看出新政必將在浙江施行,提前拋售田地。

如果不是有些田地來源存在問題,沒人敢買,現在浙江的田地價格還要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