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錯，要有勇氣(第1/2頁)

春秋戰國時代，有一位生性固執的男子駕著馬車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問他：“你要往哪裡去？”

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國。”

朋友一臉狐疑地問道：“楚國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馳啊！”

男子辯駁：“沒關係！我的馬非常優秀。”

朋友無法理解，又問：“即使是一匹良駒，日行千里，但方向錯誤，還是沒有辦法到達目的地啊！”

男子還是非常不以為然地說道：“你不用費心了！我有足夠的旅費。”

朋友說：“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費，但路的方向畢竟是不對的，你怎麼能到得了楚國呢？”

朋友雖然再三告誡他，這位男子仍然堅持己見，說道：“不打緊！我還有一個善於馭馬的好車伕。”

總之，任憑朋友如何分析解說，男子依舊執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認錯”。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執著！

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則故事罷了，其實，類似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在現代的社會。我曾經看過一個慈愛的母親因為女兒即將到寒冷的山區旅行，怕她凍著，所以就和女兒說：“乖寶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顧到漂亮，要多帶一點衣服去啊！”

女兒回答：“不必了，冷的時候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買到一件毛衣。”

母親不放心，說道：“寒帶偏遠的地方，通常很難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兒還是說：“沒關係，我可以找一個人家商借一件。”

母親說：“越冷的地方，人煙越稀少，你到哪裡去商借呢？”

女兒說：“萬一真的冷得沒辦法了，我馬上回來，不就得了嗎？”

無論母親如何地叮嚀囑咐，殷殷勸誘，做女兒的就是不肯多帶一點衣服預備。

“死不認錯”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認錯，要有勇氣”，我一生都將這句話當成自己的座右銘。

一九七一年，我想將朝山會館的建築列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為我認為：現代佛教應該和社會大眾結合為一體，能夠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讓信徒安心歡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議設立一座美輪美奐的朝山會館，不料很少信徒支援這項建設，眼看工程無法進行。有一天，慈惠法師對我說：“臺灣的信徒根本不懂什麼叫作‘朝山會館’，他們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師父應該先建大雄寶殿才對。”我一聽，覺得她的話非常合理，於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後來的建設一直非常的順利。假如當初我只憑理想，沒有“認錯的勇氣”，又何能有後來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團的民主，效法佛陀時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開會的時候，難免有一些徒眾的意見與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許是一個“從善如流”的人，很怕徒眾認為師父也是一個“死不認錯”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違抗，只會唯唯諾諾，沒有深思遠慮；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責別人，不能檢討自己。這樣一來，佛光山哪裡能突破創新，為眾謀福呢？

以我多年來授徒的經驗，凡是能夠接受教誨，“勇於認錯”的人，大多進步得快。凡是覺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認錯”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勸一些徒眾既然不長於讀書，就要及早學習其他技術，但他們卻執著己見，不肯“認錯”，結果花了許多年的時間鑽研學問，才發現走錯了路，後悔莫及。另有一些徒眾做事不能顧全大局，懶惰又不和眾，經過一再訓誡，還“死不認錯”，到頭來沒有一個單位肯要他做事。還有一些徒眾溜單以後，雖然知道自己錯了，卻沒有勇氣向大眾“認錯”，只得流浪在外。我雖有心寬容接納，基於宗門法規，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際遇的平順安危，其實和自己能否“認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甚至古往今來，無論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主事者乃至組成的分子，能夠“認錯”與否，往往就是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像項羽之所以在楚漢之爭中飲恨敗北，就是因為他剛愎自用，所以眾叛親離，最後自刎於烏江，臨終前還死不認錯，喊著：“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國名將周瑜，因為心胸狹窄，妒賢嫉能，錯失聯蜀滅魏的機會，卻不知反省，反而感嘆：“既生瑜，何生亮？”終致英年早逝。反觀劉邦和曹操，一個原本默默無名，一個被世人稱為奸雄，卻因為能聽從諫言，改正過失，而成就霸業。

最近報載，經營亞都飯店成績卓著，獲得中外一致好評的嚴長壽先生，被聘請到臺北圓山飯店擔任總經理時，原本意氣風發，很想有一番作為，但不久之後就遞上辭呈，因為工作人員無法改掉威權時代的習氣，“死不認錯”，配合困難，嚴先生眼見無法改進，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說明了：“認錯要有勇氣。”能夠“勇於認錯”，才不會失去發展的契機。

記得三十年前，因為臺北到佛光山路途遙遠，北部的信徒紛紛請求佛光山在臺北設立道場，好讓他們可以常常聽經禮佛。我也很想滿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處打聽，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場地。最初我們看中民權東路行天宮對面的一塊土地，透過一位經紀人接洽，雖然一坪的價錢不及市價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還是負擔不起，結果失去了這次的機會。後來，那塊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廈，每次坐車經過時，我的心裡都會生起一陣婉惜，總覺得對信徒虔誠的心意抱愧無比，因而發願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必定要在臺北建一座空間寬敞的現代化道場。後來，信徒聽說此事，有感於我為了不能給大家一處好地方拜佛而“認錯”、難過，便發起大家協助出資。一九九四年，終於買下信義區一棟大樓中的幾個樓層，集臺北道場、臺灣佛光會總會、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滴水坊於一處，實現我多年來對於現代佛教建築的四個理想：傳統與現代結合、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文藝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