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註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流失了。以後各代註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註》,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現代人對《論語》的註解則以著名語言學家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註》為最好。這本書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瞭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

《論語》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禮和仁。“仁”,仁德。《論語》的“仁”,不是通俗意義上仁愛那樣簡單的意思,它蘊含了君子所有必須具備的道德品性和個人修養。仁是人們內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禮是外在的表現,禮必須反映人們的仁德。孔子以禮來規定仁,依禮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說和禮說相聯絡。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認為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後人稱為“德治”或“禮治”。

《論語》中還有大量的篇幅是關於孔子的教育和學習主張。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物件,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在教育的基本方法方面,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對於教育的目的,孔子認為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鑑。其一,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的關鍵在於愛學、樂學,即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另外,腳踏實地、專心致志、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學習的方法。孔子主張要“溫故而知新”,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並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其三,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其四,學習的目的。孔子明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標,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論語》的教育思想對很多文化名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毛**就很喜歡《論語》,曾經借用《論語》中“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來教育自己的子女。

近幾年國內逐漸興起了一種“國學熱”,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我國的傳統文化,並學習其中的精華部分。《論語》就是大家學習的“熱門”。我們現在學習《論語》不僅是呆板地背誦,因為其中並沒有詳細的準則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而多是一些具有啟發式的話語。在記憶之後,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碰到一件事,就會突然觸發了這一句話,從而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和靈感,也就獲得瞭解決事情的方法。對於個人來說,這也就是《論語》的價值所在。

孟子者,七篇止,

講道德,說仁義。

註釋

孟子:書名,記述戰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經典作品,據說是孟子本人親自編訂的。

《孟子》這部書,共計七篇,內容是有關品行修養、發揚道德仁義等優良德行的言論。

心解

《孟子》

相傳,《孟子》是戰國時期著名儒家學者孟子的著述。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的典範。孟子也不負眾望,勤奮讀書,終成一代大家。孟子師承孔伋(孔子之孫,一說孟子師承孔伋的學生),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並不很高。自從韓愈在所著的《原道》中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到南宋孝宗時,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便是讀書人的必讀書目。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根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記載,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內容是:“講道德,說仁義”。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張。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他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透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根據孟子的這種思想發展而來的。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範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他認為道德品質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面,並認為循此一途,發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聖成賢,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皆可成堯舜”。在此基礎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學說。在孟子看來,道德教育對個人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夠儲存天賦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復歸;二是能夠擴充或發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幫助人們知性知天。此外,重視道德意志的鍛鍊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鮮明特點。孟子認為,一個人要成就大器,必須經過嚴格的鍛鍊,即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論語》一樣,均為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但與《論語》簡約、含蓄的語言風格不同,《孟子》多善鴻篇大論,氣勢磅礴,發言凌厲雄辯,思維機智縝密,無論文采和思想,都對後世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

作中庸,子思筆,

中不偏,庸不易。

註釋

中庸:書名,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後來抽出來與《論語》等合稱為“四書”。

子思:孔子的孫子,據說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經常、常道,永不變化的意思。這裡是說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養和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書,處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是永恆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全篇約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記載。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註》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根據學者的考證,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孫,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子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中庸》是儒家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鄭玄的《中庸》注本這樣解釋“中庸”:“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虧不盈,不急不緩,不驕不餒,不過不及的追求,只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與為人做事較為完美的平衡點,才會達到可進可退、伸縮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於修養人性,從而具備理想的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

人們調節人際關係就需要具備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這三種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賢人,就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士就會盡力予以報答;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還要求自我修養要遵循慎獨自修、忠恕寬容、至誠儘性者三條原則。

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講述的是以誠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誠而明悟了天理,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內心真誠,這叫做教化。真誠就會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會真誠。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鳴者就是希臘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他認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譯就是“中庸”。他說:“在情感和行為中的過度與不及都是要遭受失敗的,而中道則受到稱讚,獲得成功。被稱讚和成功都屬於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種中道,因為它旨在達到中間。行惡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則只是單向的,這就是作惡日益,為善困難的原因:因為射不中目標很容易,而擊中目標則很難。由於這個道理,過度和不及屬於惡,中道屬於善。”

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端實、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對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大學,乃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