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辛卯日行救護之禮,若是沒有月食,滿朝文武等到壬辰日救護。”

救護之禮,是洪武六年二月,由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定下的救日、月禮,洪武二十一年定禮[注1]。

月食,是一種很明確的、很有周期性的天文現象。

在文化上,依舊是以天狗噬月為主,所以民間都會敲鑼打鼓驅趕天狗,而在禮法上,修省禳災祈福的日月救護之禮法,也是祭祀的一個重要一環。

可因為大統歷已經不準確了,所以早早籌備的救護之禮,大多數都泡湯了,弄的人心惶惶。

皇帝也對此事頗為焦慮,這月食該來不來,不該來的來了,總會有些陛下不得天心的臆想和流言蜚語。

朱祁鈺直接辦兩場救護之禮,辛卯日和壬辰日就擱了一天,不用重複操辦,只要《景泰曆書》準確,朱祁鈺就可以為欽天監背書。

“臣領旨。”興安俯首稱是,陛下一向如此,事實勝於雄辯,所有的懷疑,都會因為新曆的準確,煙消雲散。

朱祁鈺拿起了李賓言的奏疏,面色沉重,他敲著桌子,思考著費亦應該怎麼處理。

大明的北方出現了債權交易,而大明的南方出現了股權交易,其本質上並沒有不同,但是股權畢竟不能簡單的等同於債權。

費亦應是個商人,商賈逐利乃是天性。

這種拆分股權的做法,其實也給了全民參與海貿事業的機會。

三桅大船方能遠航至三佛齊、爪哇、婆羅洲、倭國等地,但是一艘三桅大船的造價就超過了一千棵櫸樹,三千斤桐油、三百餘人力日夜辛勞倒班製作一年有餘,這還不算木料的烘乾。

雖然大明已經有了蒸汽烘乾法,但依舊是消耗時日極多,造船依舊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鏈。

海貿的成本極為昂貴,一艘三桅大船的造價超過了五萬銀幣,而一艘千料三桅大船的攜帶貨物,價值近十萬銀幣。

沉船,就是十五萬銀幣頃刻之間,消失的無影無蹤。

十五萬銀幣,大約能養於少保的九重堂一百六十六年。

費亦應搞出的股權拆分認籌的法子,分攤了風險,也讓大明的尋常人家,有了參與的機會。

毫無疑問,拆分股權並且認籌,對海貿之事有著正向影響。

海貿毫不誇張的講,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尤其在促進自由僱用勞動者進行大規模生產,有著積極作用。

自由僱用勞動者進行大規模生產,對大明的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物競天擇,更低的成本、更快的效率、更多的就業,養蠱一樣的發展,才能讓大明從小農經濟蛻變為商品經濟。

小農經濟蛻變為商品經濟的必要條件,是自由僱用勞動者進行大規模生產,而不是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朱祁鈺靠在椅背上,不停的敲著桌子,興安不敢打擾,陛下這個模樣,顯然是在思考極為重要的事兒。

朱祁鈺在思考,作為皇帝,在大明小農經濟蛻變為商品經濟,自由僱用勞動大規模生產的過程中,他應當承擔何等責任。

思來想去,朱祁鈺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他決定擴軍,加速水師的恢復速度。

從生產商品、海運商品和交換商品的三個環節來看,擴軍是一個極為正確的決定。

同樣,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說簡單些,預算就那麼點,給了水師,就給不了陸軍,給了陸軍,就給不了水師。

大明的邊方不寧,西北有瓦剌虎視眈眈,現如今韃靼王化剛剛起步、女真的董山李滿住就像窩草叢裡的蛇一樣盯著大明、西出陽關步步蠶食大策、南也有麓川作亂並未根治,朱祁鈺一旦傾斜於水師,陸軍還能夠保障大明的國家安全嗎?

大明在陸地上的擴張仍未停止,就將預算給了水師,陸地的擴張就戛然而止嗎?

那大明日益膨脹的人口,就會讓大明加速衰亡。

而且一旦加速水師,朱祁鈺就犯了兵家大忌,兩線作戰,陸軍和水師必然有一方側重,兩個都想要,必然腹背受敵。

大明能承受的起兩線作戰嗎?

“興安,你去叫一下於少保,朕有要事要商定。”朱祁鈺坐直了身子,他已經定策,但還是想聽聽於少保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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