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時月 第三百三十八章 韓永合的想法(第1/2頁)

陸垚朝韓府內走著，一邊開始思考起自己接下來的仕途之路到底該怎麼走。對於殿試方面，陸垚其實是不擔心的，真正要考驗的，其實是陸垚在入朝之後怎麼在政治漩渦當中存活下來。

宋仁宗統治時期，出過非常多有名的大臣。可以說，整個宋朝最重要最賢明的大臣，絕大多數都出現在宋仁宗時期。或者，中國古代最重要最賢明的大臣中，宋仁宗的手下佔據了半壁江山。

政治方面有：范仲淹、歐陽修、文彥博、富弼、韓琦、王安石、司馬光、張方平、呂公著、曾公亮……

文學方面有：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晏殊、張先、柳永、蘇舜欽、梅堯臣……

書畫方面有：黃庭堅、米芾、蔡襄、范寬、許道寧、郭熙、燕文貴……

經學方面有：孫奭、劉敞……

理學方面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呂大臨……

哲學方面有：胡瑗、孫復、石介……

科學方面有：沈括、畢昇……

對於這種盛世圖景，蘇軾曾讚歎道：“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明代的大哲學家李贄也讚歎道：“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說起來，如果比名氣的話，宋仁宗在名氣上，甚至根本就比不上他的很多大臣。那麼，為什麼宋仁宗時期，會出現那麼多名氣超過宋仁宗的大臣呢？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仁宗”是不多見的。真正被稱為“仁宗”的，只有六個：宋仁宗趙禎、西夏仁宗李仁孝、西遼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永琰。不過，雖然有六個“仁宗”，真正名副其實的，其實只有宋仁宗趙禎和明仁宗朱高熾兩個。西夏和西遼屬於少數民族國家，評價標準不一樣。元朝和清朝的兩個“仁宗”，說起來並不算“仁”。同時，就算僅剩兩個“仁宗”，明仁宗朱高熾也不太有資格，因為他僅僅當了10個月的皇帝。這麼短的時間，顯然不太能夠說明問題。

由此可見，真正有資格被稱為“仁宗”的，就只有宋仁宗。

那麼，為什麼歷史上被稱為“仁宗”的皇帝很少呢？

這是因為，封建社會是皇權社會。皇權社會本質上是獨裁社會，它要求皇權必須絕對強大，就是說，皇帝要有絕對的權威。所有的大臣，都必須服從皇帝的統治，聽從皇帝的安排。皇權制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加強中央集權。而加強中央集權，除了削減地方權力以外，就是削減朝中大臣的權力。

中國古代對宰相的使用，就能夠集中體現出大臣權力的減弱，以及皇權的加強。秦漢的時候，宰相基本上就只有一個。宰相有時候權力比皇帝還大，而且秦漢時期，還會不斷地出現權臣。這些權臣都非常有名，很多甚至直接威脅著皇位的穩定。

不過到了隋唐以後，皇帝漸漸地增加了宰相的數量。因為增加了宰相的數量，也就相當於給宰相分權了。除了增加宰相數量，設定左右宰相以外，宋朝的時候，還專門設定參知政事。本來已經有副宰相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又是副宰相，這樣宰相的數量就更多了。

到了明清時期，從朱元璋開始，乾脆就取消了宰相的職位。只設定內閣。內閣並不是宰相，他們只是直接執行皇帝命令的部門，他們沒有任何敢於獨自商議及處理朝政的權力。

而一個皇帝之所以被稱為“仁宗”，就在於他會把更多的權力讓給大臣。他會更多地和大臣們商量著辦事情，不會獨斷專行。

宋仁宗被稱為仁宗，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得特別明顯。

歷史上曾記載，宋仁宗想要給他的愛妃張貴妃的大伯封一個官，而且還並不是很重要的官。同時，張貴妃的這個大伯也並非沒有能力。但是大臣們因為覺得這是宋仁宗在搞裙帶關係，因此，群起而攻之，極力反對。像包拯這樣的大臣，由於在宋仁宗面前極力爭辯，甚至還把口水都噴在了宋仁宗的臉上

這種情況，在其他朝代是不可能出現的。其他朝代，皇帝想封哪個大臣，就封哪個大臣，哪裡會徵求大臣的意見。因為所有徵求大臣意見的做法，就相當於是和大臣分權，這是不被允許的。而且，作為一個大臣，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揣摩聖意。揣測皇帝在想什麼，然後去迎合他。

當然了，宋仁宗還有其他很多關心老百姓，關心手下的事情，比如害怕別人責備沒帶水的太監，於是就忍住口渴不喝水。想喝羊湯但怕御廚辛苦，於是也忍著不喝。

不過最主要的“仁”，還就體現在和大臣分權上。

和大臣分權，因此就很突出大臣的地位。這樣一來，大臣的名氣，就變得比作為皇帝的仁宗更大了。

可能大家對於宋仁宗是陌生的，但是對於宋仁宗時期的朝臣是不陌生的，宋仁宗時期，有我們熟悉的韓琦、范仲淹、甚至是宋詞的豪放派代表詩人蘇軾，都是這個朝代的人。

本來，這個朝代有了這麼多的名人，應該出現的是眾星捧月般的跡象，但是可能是由於這些星星太過於閃耀，甚至都有些遮擋了月亮的光芒。因此，宋仁宗本人在整個宋朝歷代帝王之中並不顯聲名。但是，在這個朝代，能夠湧現出這許許多多的人才，就可以看出這個朝代也是非同一般的，這個朝代的帝王一定也是個愛惜人才之人。宋代的政治制度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權力的制衡。宋朝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二府三司制度。二府是指中書門下和樞密院，中書門下負責民生事務；

樞密院負責軍政事務。三司是指度支、鹽鐵

、戶部。在這些機構中，不同的機構負責不同的事務，互不干涉，相互制衡。宋朝的臺諫制度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和其他所有的權力機構都是分開的。哪怕是高高在上的

丞相也不可以管轄諫官，諫官不受兩府的限制，就算是皇帝，也會受到知制誥和封駁司的雙重限制。

比如，皇帝的召令如果不合理，那麼知制誥就可以封還。而封駁司則是對於已經成文的詔書封還並加以審議。這種制度就使得宋朝的官員地位極高，官員的才能可以得到很好的發揮。

所有糾錯的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會涉及到帝王，然而沒有帝王的配合，這些制度就無從提起。趙禎他都可以為了不鋪張浪費和責罰下人而忍耐慾望；大到國家中的其他事情都可以一板一眼的按照規則來行事。

雖然這個帝王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候都是克己復禮，按照規矩辦事。但是歸根到底，他還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有著七情六慾的人。

比如追諡張貴妃為溫成皇后，這可以說是宋仁宗執政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次和官員對著幹，可能這就是所謂的史書都見證的偏愛了。

由於宋朝建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制定的基本國策就是以文治國。因此，宋朝的文官和文人士子都有著極其高的地位。

這些地位也體現在官場之上。正是由於宋朝的帝王給了宋朝的儒家文人士子以極大的臉面，因此宋朝的儒人士子一向以引導、規諫皇帝為自己的職責。臺諫官可以“風聞上奏”，不必一定要找到切實的證據。宋仁宗時期的官場環境就是十分寬鬆的。臺諫官們可以隨時上奏彈劾某位大臣甚至是皇帝。當時計程車大夫認為，只有直言上諫才是臣子應盡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