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報紙上的輿論管控如今還比較寬鬆,這些人自然也很樂意於藉助報紙抒發自己的觀點、宣揚自己所在的學派之學術觀點,同時在選取文稿的時候也會傾向於選取和自己的思想觀點接近的文稿。

以至於報紙上經常出現互相駁斥的文章,乃至於如今已經穩穩坐在關中學術最高位置上的關中書院,書院中很多先生都會忍不住挽起袖子下場。

當然,報紙上這種思想碰撞、生機勃勃的場面,對於整個關中的治學氛圍,當然是很好的催化劑。

江左人士,之所以總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既是因為身為南渡世家,他們認為自己傳承了華夏衣冠、聖人學說,也是因為他們在這些年能夠免於戰亂、勤修學問,提出了很多玄之又玄的新學說,對上從北方來的人,就會有一種“說出來你們也聽不懂”的心態。

其實,關中書院能在羅含的主持下,運作流暢,且已經在天下都有名聲,就是因為羅含在招募人才做書院先生的時候,打的旗號是“教化蠻夷”。

在那些江左才子們眼中,關中的遺民和氐羌人,可不就是蠻夷麼?

所以他們多半都是秉持著這樣的心態北上的。

而如今,已經算是關中人的這些書院先生們,以及關中本地的學者們,在報紙上營造出來的這種學術討論, 甚至可以稱之為辯論的學術氛圍, 已經孕育出了很多新的觀點。

這些新觀點多半都是圍繞著關中新政展開,討論關中新政的哪一點做的對不對, 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而這背後又牽扯著怎樣的禮儀教化、道德文章。

其實整個過程就是在給關中新政建立法理基礎,讓原本在很多人看來離經叛道的新政,變成本該如此的糾錯和變革。

當然, 關中報紙已經掀起的這種學術氛圍, 再加上報紙這個傳播範圍越來越廣的平臺,關中的學術影響力也在節節攀升,並且引起了江左的重視。

如今,杜英已經很少聽到有江左哪位赫赫有名的學者說關中的這些新學術思想是蠻夷之說了。

亂世的確也有亂世的好處, 就是亂世的人會在改進自己的學說知識、保住先賢智慧之傳承的同時, 也思索亂世為何會到來,之前的思想和制度的缺陷又在何處。

所以這也就讓他們更容易接受新的觀點,喜歡透過和別人的論道來改進自己的不足, 而不是因陳守舊,堅定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不思變通。

現在關中的學術,觀點新穎,甚至有些激進,江左這邊也採取和關中相同的表達方式,不再是一次次坐而論道, 同樣選擇在報紙上刊登自己的觀點, 有據理力爭的,有謀求合作、互引為知己的, 好不熱鬧。

這般其實已經類似於百家爭鳴的場面, 自然為報紙帶來了更多的銷量,說到底, 這個時代的大多數百姓還是不認字的, 真正對報紙有需求的還是那些世家子弟, 而他們也一樣是某個觀點的支持者或反對者, 自然也會殷切的期望能夠得到同道中人的響應或者對手的答覆。

正是藉助著這一次次學術討論,關中的報紙才能在江左穩穩的佔據銷量的高處, 而和關中之間沒有什麼訊息往來的本地報紙,被死死壓住, 只能被迫接受關中報紙的“指導”,乃至於圖窮匕見的收購。

烏衣巷中的世家們,之前也已經意識到了這樣可能帶來的影響,但是取締關中報紙只會引起那些興致勃勃的學者們更大的反對浪潮。

尤其是這些所謂的學者······不但在民間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而且還都是十足十的噴子。

烏衣巷中諸公,可招惹不起。

否則稍有不慎就遺臭萬年了。

杜英叮囑道:

“報紙上的報道,還是要遵循如實的觀點,儘量要讓當事人來發聲,而不是報刊替他們發聲, 比如這一次勸導流民北上,就要以流民的名義和口吻, 聽取他們的意見。

我們第一次組織流民北上,肯定會有很多工作不足的地方,這沒有什麼需要遮掩的,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