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奎因的辦公室裡多了一塊白板,白板的中心寫著“AMPAS”(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協會)。

從中心發散出十多條線,每條線的末端都寫著一個名字,從這個名字又發散出一條或幾條數量不等的線,每條線末端同樣拴著一個名字,直到將整張黑板填滿。

索普拉諾家的兩兄弟趕走其他人,單獨留下來面對白板。

從“AMPAS”牽引出的線中有一條顏色最是特殊,是特立獨行的紅色,線條旁邊標註著“學院院長”,對應的名字是羅伯特·雷姆。

羅伯特·雷姆有兩條分支線,一條對應的是羅傑·科爾曼,一條對應的是阿奇瓦·高斯曼,這兩人的名字後面都有一個“SPR”作為標記。

“SPR”,代表《拯救大兵瑞恩》。

“謝謝你!大衛!我已經背下了全部的對白,需要我現場來一段嗎?哈哈……好的!

保持陣型!

跟著我!

如果你發現自己落單了,迎著陽光獨自馳騁在曠野裡……

無需迷惑,那是因為你已經升入了天堂……

還有,還有……

羅馬的共和是個夢想,它應當被實現……

怎麼樣?大衛!

好的,英國見!再見!”

掛上電話,白奎因走到白板前,在《角鬥士》的編劇大衛·弗蘭佐尼的名字後面,寫下一行字“SIL”,這個名字向中心延伸,對應的名字是“阿瑟·希勒”。

對於這個二十年代出生,經歷過二戰的老導演,《紐約時報》有一段評價:“阿瑟·希勒是老派人,做事仔細,勤而儉。

希勒執導的影片,質量取決於劇本,劇本好,拍得就好;劇本糟糕,拍得就糟糕。

但總而言之,他算得上功成名就。”

不管怎麼樣,他現在確實是功成名就了,是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副院長之一,是少數幾個參與奧斯卡提名的成員之一。

大衛·弗蘭左尼帶來的訊息並不好,阿瑟不僅可能親自投了SIL,《莎翁情史》,還鼓動了自己能夠影響的一部分會員。

縱觀整塊白板,“SPR”和“SIL”的數量旗鼓相當。

正是這種膠著的狀況,讓白奎因很難決斷。

如果《拯救大兵瑞恩》獲得最佳影片的局勢大優,他就可以放下心來,靜等三天後的開獎。

如果《莎翁情史》佔據優勢,他就得趕緊安排最後的絕招。

只不過絕招一出,便留下來了後患,難保將來不會被反噬。

正是這種勝負難料的狀態,才讓白奎因難以選擇。

好在,他還有一點點時間……

……

就在白奎因難以抉擇的時候,同在洛杉磯的另一幢建築裡。

在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中,四位來自PWC的審計師在兩位“計票總管”的監督下,背對背坐著,正在開展計票工作。

他們將會花費三天時間,用手工記錄的方式,將奧斯卡的24個獎項的結果計算出來。

每位審計師負責總票數的四分之一。

他們之間不能分享訊息,最終結果將由兩位計票總管整理成表格,然後鎖在一個保險箱裡。

頒獎那天,兩個由PWC(普華永道)的高管擔任的計票總管,將會共同開啟保險箱,二人按照不同獎項謄抄好,封入信封,裝進同樣的黑色公文包裡。

然後這兩人隨後分別乘坐沒有任何標記的汽車出發,沿不同路徑前往好萊塢柯達劇院,並由一個不當班的洛杉磯警察局的警察陪同。

兩人需要在儀式開始前兩個半小時抵達柯達劇院,走過紅地毯,提前進入劇院進行準備。

等到下午五點半,典禮開始之後,這兩位計票總管將分別站在舞臺的左右兩側。

無論頒獎嘉賓從哪邊走上舞臺,都可以從站在那一邊的計票總管手中接過裝有獲勝者名字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