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東京危局(第3/3頁)

由京師四壁守禦使，變成了負責整個京畿路防務大事的都統制，肩上的責任更重，可調動的兵馬更多，劉延慶卻半點高興不起來。

失去了天子的信任倒在其次。

軍頭的富貴來源於手中掌握的軍隊，無論誰掌兵都只會被天子當賊防，信任是永遠不可能信任的，做了軍頭就要有得不到天子真正信任的覺悟。

朝廷割讓“兩河”之後，東京開封府就成了前線，同軍不知什麼時候就能殺過來。

以開封的戰備情況，只要同軍全力進攻，必然守不住。

到那時，性命倒是不用擔心，其人打仗不行，卻也不會做什麼殉城守節的蠢事。

劉延慶不爽的是道君非要留他在東京，擺明了想讓自己落個丟城失地的罪責。

更讓其人擔心的是東京城中暗流湧動，留守司官員各懷心思，真等到同軍打過來，就怕有人會在背後捅刀子——也包括眼前的王太傅。

這段時間，王太傅以各種罪名，接連抓了不少“有異心者”，雖然基本沒有動軍中之人，卻逃不過劉延慶的眼睛。

其人表面粗豪，其實很有心機，隱約能夠猜到王黼真正要做的是什麼。

與這些滿嘴仁義道德，實際說一套做一套的文官不同。

劉延慶出身將門，根基全在軍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該坐那邊。

大同帝國再好，也是容不下軍頭將門的大同。

大宋再爛，也是能給老劉家榮華富貴的大宋。

為了家族的榮華，也為了個人的富貴，其人絕不會投降大同。

這就註定了他與王黼等人的利益相沖突，後者要是想投降大同，掌兵又不願投降的劉延慶就是最大的阻礙。

這段時日，劉延慶一直很小心地掩飾自己的心思，絕不給王黼發難的機會。

“太傅不用擔心，同軍在他們在京東西路打了這麼久都沒有打下南京。東京城大牆高人又多，一人一泡尿都能撒成河，還有太傅親自坐鎮，同軍敢不敢來都是兩說。”

劉延慶這就是睜眼說瞎話。

大同出兵京東西路後便如入無人之境，每天都有某州某某縣陷落的戰報或者謠言傳到東京留守司，搞得部分人惶恐不安的同時，也讓另一部分人蠢蠢欲動。

時至今日，唯一能夠確認的是南京應天府還在大宋手裡，其餘州府要麼已經淪陷，要麼反覆多次淪陷。

大宋遷都臨安之前，有一都三陪共四京，聽起來很嚇唬人，實際卻是窩在一堆的幾座城市，南、北、西三京距離東京皆只有四百里左右。

靠這樣密集的防禦體系，勉強能夠防住騎兵雖盛，攻城能力卻一般的大遼，卻防不住最善於攻城拔寨的同軍。

而三大陪都之中，唯有西京河南府環山依河，地形最為險要；

仁宗年間才升為北京的大名府，最初還有尚未改道的黃河天險，且擔負著阻擋契丹人攻入東京開封府的門戶作用，也有存在的意義。

剩下的南京應天府卻有些莫名其妙，地理位置尷尬不說，也沒有什麼險要可守，就控制周邊政治輻射作用而言，其地的重要性不如同為京東西路的徐州。

實際上，太祖和太宗在位時，大宋只有東、西兩京，應天也不是府，還叫宋州。

儘管宋州是大宋的國號來源之處，卻一直沒有建為陪都，就是因為這兩任打天下的皇帝知道宋州啥都沒有，不具備建陪都的條件。

宋州能升為府，併成為大宋的四大陪都之一（包含新陪都南陽府），乃是沒啥大功還敢封禪泰山的真宗皇帝趙恆之功。

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真宗以藝祖（趙匡胤）龍興之地為由，升宋州為應天府，八年後，又建為南京。

對大宋來說，南京有較強的政治意義。

但對大同來說，卻沒有多大的實際作用，不值得同軍浪費時間。

同軍要想攻開啟封府，無論由衛州南下，還是興仁府西進，都比拿下應天府後進軍更方便。

他們卻偏要京東西路耗著，究竟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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