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兩百多年後,明太祖朱元璋輯,便刪掉了這句。

但在大宋,這句話卻是一點都不犯忌諱的。

自秦漢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寧四年,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

元豐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廟。

這之後,一書才正式升格為儒家經典。

所以,徐澤提出以“天下為公”解決同舟社為誰而建的問題時,沒人反對。

實際上,同舟社從成立開始,就一直致力於民生。

不僅解決治下百姓吃飽的問題,還在吃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還能獲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會更是紮根最底層,始終統合公共力量。

眾人對這一點早已適應,差的只是捅破最後一層紙。

至於一些儒學功底很紮實的文官,也不會糾結這個問題。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將,治理天下最終還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話語解釋權,很多事情都只是個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學派,已經融合了太多的東西,總能變成你需要的樣子。

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點能被時人接受且讚揚,其實源頭還在“民”的釋義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義,與後世“人民”的概念是兩碼事。

當初,眾文官拿這個論點忽悠柔弱好欺的趙禎,簡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擊隱田逃稅,確立梯級納稅辦法,以減輕下戶負擔的良法方田均稅法,為何會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為其法“與民爭利”!

而趙遹更關心的,是同舟社的穩定和徐、趙兩家的安危與富貴。

至於“天下為公”這套理論,他並不是不相信。

因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內都不可能將其變成現實。

也不是擔心理論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沒有具體操作性的理論怎麼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這套理論就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在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繼續堅定走現在這條道路。

趙遹冷靜下來後,就明白了自己是關心則亂,要是會前徐澤跟他商量此事,絕對不至於搞出這麼大的亂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顯然是另有圖謀。

當年在瀘南時,趙遹就已經知道論謀略玩心眼,他絕不是自己這個乘龍快婿的對手。

其實,徐澤確實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還是為了解決同舟社理想和目標的問題。

後世,最初提出“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偉大目標時,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結果,才過幾十年,就發現這個目標太小了!

理想必須有,說不定哪天就實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