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學以致用,深入社會底層,瞭解民情,

看清了整頓吏治是解決政治腐敗,挽救大宋國運的關鍵。

元佑六年,宗澤接連透過發解試和省試後,

在殿試時,不顧字數限制的規定,洋洋灑灑寫了萬餘言,

力陳時弊,還批評朝廷輕信吳處厚的誣陷而放逐蔡確,

認為“朋黨之禍自此始”。

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

將宗澤置於“末科”,給以“賜同進士出身”,

從此,開始了他坎坷不平的仕途。

連續多任不得升遷,年齡比他仕齡還短的後輩都和其同列了,

種種羞辱沒有擊敗宗澤,反而讓他愈挫愈勇,

沒法進入廟堂,謀得高位,以整治吏治,還朗朗乾坤。

那就退而求其次,紮根基層,守一縣就治一地,

讓治下百姓在自己的治理下,看到大宋的希望。

但轉任登州後,

就連這個退而求其次的抱負,也逐漸難以實現了。

這裡的一切,都在不斷重新整理宗澤的“三觀”。

作為一個有抱負有良心計程車人,

其人不懼同僚排擠,不怕朝廷不識,

哪怕連續二十多年升職無望,五十多歲了還在基層打轉,

被人嘲笑為“四縣老令”,他都能忍受,

唯獨不能忍受的,

是這種被人架起來,只能做“官老爺”的感覺。

更關鍵的是,

就連他一直都很熟悉的百姓,也不買自己的賬,

彷彿,

沒有朝廷和官府的登州,會治理的更好?

而他一直堅持整治吏治就可以挽救大宋國運的理念,

在登州快速發展鐵的事實面前,就是個笑話!

整個登州,包括他宗澤在內,

沒有一個官員是稱職的!

所有的官員都在瀆職!

所有的官員都在通賊!

所有的官員都不講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