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42年出生,有姊妹七人,六男一女。父親排行最小,大伯父28年出生,比我父親大14歲。

大伯父在當地傳奇色彩很濃,一是他勤奮好學的故事讓大家津津樂道,二是他年紀輕輕,在老家人眼裡就當了“大官”,讓人崇敬羨慕。

父親兄妹七人,包括爺爺奶奶,這一大家子,隨著大伯父事業沉浮而動盪飄搖,有生離死別,有妻離子散,非常曲折,在歷史大潮的衝擊下,一個人的努力,一個家族的抗爭,力量顯得那麼渺小,那麼微不足道。

大伯父非常好學,童年就有不俗表現,別人家的小孩還在玩耍,他就知道努力讀書,老家人常講,大伯父放牛時都會拿著書本,一邊放牛一邊背誦。

大伯父的好學努力,在他讀完高中時就受到重視。奉新縣剛剛被解放時,百廢待舉,人才奇缺,大伯父因此被特召入伍,進入南昌市,在省公安廳工作。

年紀輕輕,就擔任過南昌市某區的首任派出所長,到55年或者56年的時候,已經是南昌市水上公安局的局長。

大伯父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對家庭也無比忠誠,那時候他的工資大概有20來塊錢一個月,積攢了不少錢,一直無私幫助爺爺奶奶,這一大家子。

爺爺奶奶用這些錢購買田地,置辦家產,期間還用大伯父寄來的200元錢,在祖居故所旁,買下了一處老宅。因為他們的兒女都開始長大,成家立業,房子已經不夠住了。

大伯父的無私,被這一大家子銘記心中,乃至到我們這一代,都記著大伯父的恩情,家族感情也因此顯得特別親近,在經歷諸多變故之後,分散天南地北,一直不曾消淡。

解放之初,生活依然清貧,老家土地少,爺爺奶奶一家尤其苦些。六個兒子一個女兒,都要張口吃飯,常常是吃了上頓,下頓不知道在哪裡。

奶奶是童養媳,從小裹著腳布,就是舊社會所說的“三寸金蓮”,走路都顫顫危危,不能勞作,只能操持些家務,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爺爺一人身上。

爺爺勤勞而又忠厚,國民黨敗退前夕,地方上無人願意擔任“保長”,“保長”類似於現在的鄉長。地方無人管理,敗退前的國民黨**,找到爺爺,讓他擔任了當地的“保長”一職。

因為忠厚,也因為生計,爺爺接受了這樣的安排,同時也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在他當“保長”一天之後,當地就解放了,這一天的“保長”經歷,為日後家族受衝擊,埋下了伏筆。

解放之初,政策還不明朗,各家依舊為生計奔波,爺爺的幾個兒子陸續長大成人。田地少解決不了吃喝問題,爺爺帶著他的兒子,推著“獨輪車”遠走鄰縣乃至省會南昌,靠著販賣些農用品,維持一家生存。

“獨輪車”在老家相當普遍,用途很廣,單獨一個大大的木輪,兩邊是支架,後面是扶手,扶手上一般都綁著根粗大的揹帶,前面有時也會安一根揹帶,用來幫助拉拽。

使用時以手抓起兩個扶手,將揹帶挎在肩膀上,然後就可以推行了。兩邊的支架,用來盛放貨物,也可以坐人,省力而又輕便,可以上大路行走,也能在田間地頭穿行。

“獨輪車”不知道何人發明,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歷來就有,山區少見,平原卻家家戶戶普及。承載了不知道多少代人成長,承載著老家人太多記憶。

田地之中勞作,裝運肥料、稻穀、秧苗,離不開它。遠方行走,販運貨物,裝載器材,購買物品,也離不開它。甚至娶親嫁女,走親訪友,也一樣少不了它。

小時候回老家,還曾經見識過“獨輪車”娶親,用大紅布將“獨輪車”包裹一新,新娘披著紅蓋頭坐在“獨輪車”一側,另一側坐著伴娘,然後就是抬著嫁裝的隊伍,敲鑼打鼓,迎回男方家中。

抬嫁裝比較有講究,兩根木頭特製成槓,在山區則一般用兩根通直的竹子代替。嫁裝就捆紮在槓上,然後再在兩頭安上根橫條,穿上帆布,前後各一人,帆布挎在肩膀上,手把持槓子,就能前行。

嫁裝的數量越多,槓也就越多,說明女方陪嫁越重,越有排場。那時候槓的數量也是一種比較,爭個高低比個長短,我估計“抬槓”一詞,就來源於此。

“獨輪車”娶親,解放後一段時間內,是新社會新風尚,時間再往前推,一般都是用花轎娶親的。時間再往後移,這種“獨輪車”現在已經退出歷史舞臺,老家已經再難見到,僅有的幾輛,都被當作古蹟儲存。

生活的艱辛,最容易讓人記憶,父親就經常說起。他小時候,一直到八九歲還沒有衣服穿,一到夏天就光著個身子,鄰里各家情況都類似。

父親對吃記憶也相當深刻,一日三餐一般都是稀飯,特別的稀,難見幾粒米。主食一般是“糠餅”,碾米褪下的穀殼,和著米糊製成,吃下之後,難以消化,拉屎都拉的屁股痛,被父輩當作自嘲。

吃“糠餅”喝稀飯,一直伴隨到父親上大學,就讀大學有大米飯,有白麵饅頭。假期回家,再次吃“糠餅”,父親笑著說“很久沒吃過‘糠餅’了”,話沒說完,就被爺爺用菸斗頭上重重敲了一記,長了個大包。

“沒有我們吃‘糠餅’供你讀書,哪有你大米飯白麵饅頭吃!”,父親的玩笑竟然引來爺爺出奇的憤怒,從此父親再不敢開這樣的玩笑。

父親對他的幾個哥哥都特別尊敬,哥哥們長大辛苦勞作,唯獨他年紀小,相對於幾個哥哥,他得到爺爺奶奶和哥哥們的照顧最多,吃得苦受得累最少。

二伯父、三伯父沒有文化,一直在農村勞作,吃得苦最多,他們推著“獨輪車”販賣東西,走得路也最遠最多。父親也參與過,不過他的作用是壓車,“獨輪車”裝東西最怕不平衡,哪邊輕父親就坐哪邊,如此保證“獨輪車”平衡。

聽父輩們講,二伯母從小就到了爺爺奶奶家,相當於童養媳,父親幾乎就是二伯母帶大的,在二伯父遠走他鄉販賣物品時,幼年的父親就被二伯母帶在身邊作伴,一直到十一二歲。

據說大伯父參加工作後,爺爺奶奶對他提過一個要求,就是供最小的弟弟讀書,因此父親從上學那一天起,讀書費用,包括後來大學期間的生活費,全部是由大伯父承擔的。

大伯父無私也忠厚,父親讀大學期間,他正處人生低谷,生活並不寬裕,甚至可以說艱苦,但仍然忠實的履行爺爺奶奶的囑咐,一直供父親讀完大學。

所以父親讀大學,過得也比較緊張,父親常說起期間的不易,正值年青,吃不飽飯,就在飯票上動腦筋。飯票是硬紙做成的卡片,每吃一頓,就在上面用圓珠筆打個勾。

父親和他的同學們,小心翼翼的將勾擦除,當作沒有勾過繼續使用,擦得次數多了,幾乎將卡片擦穿。

擦除的痕跡這麼明顯,也不知道父親和他的同學們,是如何矇混過關的,父親沒有解釋過,對此疑問只是笑笑,或許其中還有一些故事,具體如何只有他們知道。

父親大學期間生活清苦,還表現在穿著上,一雙皮涼鞋,穿過冬天穿過夏天,冬天腳冷會生凍瘡,趁著涼鞋縫擠出來,能長成瓣狀。一身衣服,短手短腳,好比現在流行的吊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