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兩人為什麼看了之後會害怕,是因為他們猜出了崇禎皇帝想讓他們去幹什麼了。

在大明中後期,各地拖欠賦稅的情況,已經是非常普遍了。

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話,地方官毫不手軟,很可能會抓捕,鞭打,甚至打死得都有。有史記載,山東、陝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後期限不能完成繳稅而自盡的事情。

但這些其實只是拖欠賦稅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賦稅的,其實是富戶來的。他們有錢,會捐納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體罰和拘捕。對於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報,而上報其實也解決不了問題。而且要是地方官上報太多的話,就會顯得很無能,這又迫使地方官不會太多往上報。這麼一來,富戶才是拖欠賦稅的主力軍。

這些拖欠賦稅的富戶,其實是很狡猾的。第一,他們有勢力,第二,他們也不會真得一分錢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後就賴,一年一年的賴,賴個幾年,朝廷看到這種累積起來的欠稅,會成為最新稅賦徵收中的難點,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賦稅。

另外,按照慣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慶的時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稅的。只要賴到這種時候,拖欠的賦稅也往往能賴掉。

這種種事情,其實都是惡性迴圈,鼓勵了那些拖欠賦稅的行為,至於正常交稅的,他們一看可以賴掉,而正常交稅也沒有好處,自然也會有樣學樣了。

因此,崇禎皇帝給他們看得這份奏章中,拖欠賦稅的數目,可以說是觸目驚心的。

另外一類奏章,則是有關官吏交稅的記錄。

在大明朝,官吏從來就不是全額免稅的。不是說,只要中舉,那就再也不用繳納賦稅,不用服勞役了。

大明律有規定,官紳確實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這一點,從明初就開始有了。

在明初規定,京官之家除稅糧及裡甲正役之外,優免一應雜泛差役,外官按品遞減。後來,在這些官紳的不斷努力之下,這個規定又改為按照品級限額來優免丁、糧或者丁田。

比如說,在正德年間的規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免田三頃,七品以上免田二頃,九品以上免田一頃,外官遞減。

這個規定,在北方其實還不算什麼,換成南方土地產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紳還不滿意,繼續努力,等到嘉靖年間,又幾次說動皇帝修改這個優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時候,變成了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

等到萬曆年間時,又改了,由“論品免糧”改為“論品免田”。優免內容由糧、丁又改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這個來回變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員勢力的此長彼消所帶來的變化,因為免糧和免田對於南北是有很大差別的。

萬曆十四年的規定,一直延續到了崇禎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二品八千畝,以下遞減,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畝;外官減半。沒有當官的舉人免田一千二百畝,貢生免田四百畝,監生和生員免田八十畝;那些告老還鄉的官紳則按其品級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見,大明朝兩百多年間,官紳一直為自己的特權而努力。

就拿萬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優免田額就增長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優免田額增長了二十七倍之多;而萬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時候,甲科京外官優免田額就又各增長了十倍,告老還鄉的官員優免田額增長了六倍;

按理來說,官紳優免這麼多,都是聖人子弟,總該知足了吧?

可事實是,雖然律法規定官紳線面已經相當豐厚,可士大夫從者什一,違者什九;大部分官紳,那是能優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優免掉。

有這種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輔徐階。他儼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頭;可是,他實際上就是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濫用優免之權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調停得宜”,意思無外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此可見,其實還是屁股決定一切。

萬曆年間,南直隸巡按甘士價提出要對官紳優免核查限額,人後禮部尚書陸樹聲就立刻強烈反對,還睜眼說瞎話,說什麼“往往田多則累重,亦不必為限制也”。這種話都說得出口,由此可見,為了能全額優免,那是什麼臉面都不要了。

事實上,到萬曆年間,土地兼併嚴重,而官紳又想全免,收不上賦稅,全都壓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間動盪,已經到了必須要整頓官紳優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頓的話,就如同歷史上一般,大明朝破產玩完。

因此,就有官員提出了官紳優免要嚴格按照律法來,這其中,甘士價是一個;雖然他被反對了,因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還好,只是被噴了口水。至於地方官,就沒那麼好運了。

萬曆二十九年的時候,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令朱國楨看到官紳免役,安坐自如,鄉民應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紳除優免田之外,必須要服役。百姓對此非常歡迎,甚至大書“均田便民”四個大字,貼得到處都是,以此來表達擁護之意。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那些官紳世家聯合起來,糾結家丁僕從千餘人,直接闖進官衙,要捉拿朱國楨,還燒了朱宅。

還有歷史上有名的申時行,錢龍錫等人,也都用各種理由反對優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規定,官紳去世之後,可以繼續優免三年;但是,現實是三年之後,還往往一直優免,這吃進去的好處,讓他們吐出來,不要太難。

由此種種,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積累,等到崇禎朝的時候,就只是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這奏章所寫得內容,就嚇到了張溥和吳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