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代夏的關鍵一戰——鳴條之戰(第2/2頁)

商湯採納了伊尹的建議，暫時收兵。備辦了貢品，寫了請罪稱臣的奏章，派遣使臣帶到夏王都，朝見夏桀。夏桀見了貢品和請罪奏章以後，和身邊的阿諛奉承的大臣們商議，諛臣們就向桀祝賀說：“大王威震天下，誰也不敢反叛，連商侯也知罪認罪，可以不出兵征伐，安享太平”。這樣夏桀就下令罷兵，仍然整天飲酒作樂。因為夏桀的昏庸，周邊只剩下一些阿諛奉承、沒有遠見卓識之輩，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早已遠離了他。

桀下令罷兵不征伐商，可是一年之後，昆吾的夏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加上對夏桀的失望決定先下手為強率軍先向商進攻。商湯率軍迎戰昆吾，一戰而大敗昆吾軍，再戰而殺夏伯滅昆吾，將昆吾的土地、人民併入商。最後忠於夏朝的諸侯就這樣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

夏桀得知商湯滅了昆吾，而不再朝貢，就下令調東夷的軍隊征伐商湯，但東夷的首領們對夏桀十分失望，又看到商湯的崛起，於是不聽夏桀的調遣。商的大臣伊尹見滅夏的的時機成熟了，就請商湯率軍征討夏桀。

戰爭經過

此時夏王桀已經孤立無援。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商湯正式興兵討伐夏桀。在會戰開始之前，他舉行了隆重的出征誓師活動，申明自已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為了救民眾於水火之中。商湯還宣佈了嚴格的戰場紀律。商軍經商湯動誓師員以後，士氣大振，都表示願意與夏軍決一死戰。在南亳，滅夏大軍軍容整齊，在商湯的俯視下，每個人透過多場的戰爭都精氣神十足，而且都認為是秉承天意以正義伐不義，都堅信必將取得伐夏的勝利。

誓師後商湯選良車70乘，敢死隊6000人，聯合各方國(諸侯軍隊，採取戰略大迂迴，繞道至夏都以西突襲夏都，躲過夏朝正面佈置的防線，夏桀倉促率領王師應戰，西出拒湯，先與商軍戰於蒲州（今山西省運城）一帶，在蒲州戰場，夏商雙方的軍隊在主帥的統領下衝擊在一起，但士氣方面商軍越戰越勇，夏軍雖然人數不低於商軍，但士氣不如商軍，不斷被商軍打的節節退敗，最後不得以退守鳴條。

在鳴條，夏商又發生了第二次交戰，也是最終的決戰，兩軍在鳴條交戰的那一天，正趕上大雷雨的天氣，商軍不避雷雨，勇敢奮戰，夏軍受蒲州交戰的影響敗退不止。夏桀看著慌慌的夏兵，鬱悶非常，他見兵敗不可收拾，就帶領五百殘兵向東逃到了三朡（今山東定陶北）。三朡是夏王朝的一個方國，見夏桀兵敗逃來，三朡君主立即接納了夏桀，並陳兵佈陣以保夏桀，並揚言要與商湯決一死戰。

商湯和伊尹見夏桀投奔三朡，立即揮師東進，決定一舉擊敗夏桀。商軍和三朡軍在成耳（今山東汶上北）發生了交戰，結果商軍憑藉著越戰越勇計程車氣及實力打敗了三朡軍，奪取了三朡國的寶玉和財產。夏桀見三朡又被商湯所滅，就帶了五百殘部繼續向南逃走。

商湯和伊尹率軍緊迫不放，夏桀逃到了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見商軍緊追不捨，夏桀悲憤地對身邊的人說：“我很後悔，沒有將湯在夏臺殺掉，才落得如此下場。”，在無限的悔恨中夏桀不久病死於南巢，夏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就以此謝幕，成就了商王朝近六百年的基業。

商湯和伊尹為了徹底消滅夏王朝的殘餘勢力，又率軍西進，很快就佔領了夏都斟鄩。夏朝的親貴大臣們都表示願意臣服於商湯，俯首稱臣。

在佔領夏都斟鄩後，商湯並沒有大開殺戒而是安撫了夏朝的臣民後，並在斟鄩舉行了祭天的儀式，向夏朝的臣民們表示他們是按上天的意志來誅伐有罪的桀，正式地宣告了夏王朝的滅亡。

戰爭影響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奴隸制的王朝至此宣告結束。戰爭的結果導致夏王朝滅亡，商湯建立了中國的第二個王朝——商朝。

夏朝作為中國史書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其滅亡標誌著中原核心統治權的轉移。商湯透過此戰確立了商朝的統治地位，開啟了以“天命”為核心的王朝正統觀念，為後世“改朝換代”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商湯統一了自夏王朝末年以來紛亂的中原地區，控制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其勢力所及，超過了夏王朝。他建立商朝後，對內減輕征斂，鼓勵生產，安撫民心，從而擴充套件了統治區域，奠定了商王朝控制區域的基礎，甚至影響遠至黃河上游，氐、羌部落都來納貢歸服。商湯開啟了以武力奪得天下的先例，使此後後來的歷史變得多彩多姿。商朝建立後，推行分封制和中央集權雛形，強化對周邊方國的控制，奠定了早期國家的政治框架。

商朝取代夏朝後，宗教體系從夏的祖先崇拜轉向以“上帝”為核心的神權政治，甲骨文和占卜文化興起，強化了王權與神權的結合。

“天命靡常”的思想被明確提出，為後世儒家“仁政”理論提供了歷史依據（如《尚書·湯誓》中商湯以“弔民伐罪”自證合法性）。

商朝繼承夏的青銅技術並進一步推廣，促進了生產力的提升。夏商更替並未導致大規模社會倒退，反而透過制度調整（如土地分配、奴隸制完善）推動了早期文明的延續。

戰爭評價

商湯採取聯合周邊部族（如東夷）的策略，形成反夏聯盟，開創了“以弱勝強”的軍事合作模式。戰爭中運用心理戰（如揭露夏桀暴政）和快速突襲戰術，成為後世兵家重視的“伐謀”與“伐交”思想源頭（如《孫子兵法》）。

鳴條之戰決定了兩個王朝的更迭，而決定戰爭的因素更應了那句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還有就是夏桀沉迷於享樂，沒有了危機意識，在商湯不斷壯大的過程中，沒有及時採用有效措施進行積極應對，坐視附屬國不斷被滅絕。即是對商湯已經囚禁的政策下，在糖衣炮彈的影響下“放虎歸山”。再有就是夏桀聽信佞臣之言，殺賢臣近小人，政策不斷失措，失敗是必然的結果。而反觀商湯，選賢任能，不斷發展自己的勢力，在時機的把握也是極為精準，最終一戰而滅夏，建立了大商王朝，也不斷擴充套件了先民的疆域領土。

儒家視角：孔子、孟子將商湯伐桀視為“順天應人”的正義之戰，強調“湯武革命”的合法性，成為儒家“仁政”思想的典範。史書記載：《史記·殷本紀》稱商湯“修德振兵”，以德政贏得民心，戰爭被塑造為道德勝利的象徵。

鳴條之戰也是商部族對夏中央權力的挑戰，反映早期部族聯盟的鬆散性與權力更替的暴力性。

鳴條之戰是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節點，其影響超越了軍事勝負本身：確立了“天命轉移”的王朝更替邏輯，影響後世數千年的統治合法性敘事。塑造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頭。

作為中國古代第一次有詳細記載的王朝更替戰爭，鳴條之戰兼具歷史真實性與文化象徵意義，其評價始終在“道德敘事”與“權力邏輯”之間動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