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我們跑得快!”頓了頓,他接著道:“接著,我發現別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樣了,多少會帶點尊敬。朋友受欺負,跑回來找我撐腰,說報他的名字不頂用,然後我就衝過去找到那人就打,發現對方並不還手…”

“不還手?為什麼?”

“你已經有名聲累積了。”

哦,這叫聲望累計!

“後來呢?”

“後來我去當兵了!”

喝了一口酒,侯曉賢繼續道:“那個年代,片場也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江湖,出了點小狀況,直接開打,幾乎每個片子都打。我是跟李行導演入行的,最開始做場記,後來做當編劇、導演…我記得第一次做導演,《就是溜溜的她》,在片場,製片和攝影助理突然打起來了。

兩人一前一後地追著,我也不自覺地跟著跑。跑到一半,我才突然想,“不行,今天我開始當導演,不能再打了。””

“說到做到,做了導演之後,我再也沒有打過架!”

聽到這,焦雄屏樂了:“但後果是,侯導的手經常骨折受傷…”

“為什麼?”

“因為脾氣上來的時候,他只能用拳砸門,砸牆,或者砸其他任何面前的物件,所以,在劇組若看到侯曉賢手上突然纏繃帶打石膏,所有人都會識趣地乖乖閉嘴。”

沈長林沒忍住,直接笑噴了…

……

其實,提到臺灣電影,不得不說臺灣電影賠錢宣言,不對,是新浪潮宣言!

宣言之後,臺灣電影徹底放棄商業化!

然後本土市場拱手讓人。

至於他們這幫人是怎麼湊在一起的?

六七十年代的臺灣電影大多是暴力或澀情。

1981年,臺灣電影局想改變現狀,推出了電影輔導金計劃,給優秀的新電影導演提供啟動資金。

計劃的推行人是吳念真,想著一部電影只能推出一個導演,不如做個拼盤,於是策劃了《光陰的故事》——一部電影找四個導演,省錢又有效果。

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

侯曉賢當時拍了《小畢的故事》,票房也很好!

那時候,楊德昌是領頭人,很長一段時間,在楊德昌的日式公寓裡,一批電影人聚在他家看各國的藝術電影。

看完,楊德昌就給每個人發一份分場表,給大家講這個電影的敘事手法。他做得像手風琴一樣,拉開來長長的一份。

楊德昌和一眾歸國導演介紹的國外電影,侯曉賢完全沒有聽過,看所謂的“大師電影”時還會睡著。

“我從學徒、場記一路做到導演,接觸實務工作比較多,拍電影靠的是直覺經驗。聽了很多新潮理論,反倒不知道從何拍起了。”

“後來朱天文推薦了一本書給我,《沈從文自傳》,這本有一個觀點,是俯視的,好像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悲傷的事情,他都很客觀地在看,有一種胸襟,看完這本書,我就知道怎麼拍電影了!”

沈長林點頭:“我也讀過沈老的自傳!”

估計大家應該都知道《邊城》,但《從文自傳》跟《邊城》一點不一樣…

在這本書裡,沈老好像變成了一個鏡頭,一臺影機,帶著讀者一點點的鋪開了他湘西的童年。

辛亥前夜家門口滾滾人頭滿地碎耳;行軍途中肆意殺戮人如草芥;破開的肚腸,剜去的人鼻;僥倖留守而存得性命的幸運、山谷的機槍、路邊的暗殺等等…

這是近代中國最蠻荒的時代,這也是一個路遇兇殺毫不稀奇的年代,沈老毫無保留也不帶感情的把這些從腦海的記憶裡掏出來,放在案板上剁碎,告訴你,這些人命,就是這樣。這也許是你不認可的年代,但這卻是我經歷過的眾生。

沈長林接著反問:“您的意思是電影應該是俯視的角度?”

“對,你只是一個講述著,並不是親歷者,導演不需要夾雜自己的情感…”

“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沈長林搖頭:“如果只是講述,那電影就成了紀錄片,拍一部電影首先是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未必發生,但絕不應該平淡乏味。它必須兼具戲劇性和人性的特徵。畢竟,如果不是刪去了乏味之處的生活,戲劇還能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