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文明最需要的就是大量廉價勞動力,尤其工坊、牧場、種植園,無不是人力密集型的產業。

有這強大的經濟動力支撐,這些在深山老林裡的野人再無法逍遙法外,全部要被送進工坊裡集中生產。

這就導致了,偏遠人口向中央城鎮的聚集。

如果邊緣人口不斷向中心匯聚,那麼大宋的疆域雖然廣闊,在四方原野中也不再擁有隱藏的暴亂分子。

這就很類似於,大清將東北關外龍興之地的人口遷到了關內,導致龍興之地都沒有人口,再沒有女真之患。

這個政策如果沒有沙俄從北方入侵,很難評價其究竟好壞。

所以趙桓在大宋推進這項政策,就有所更易,打算是按城鎮化程序,將一座座城鎮分散灑在關外,然後再依託這些城鎮向外擴散牧場、伐木場、獵場。

這方面張浚沒有發表言論,三司使李綱卻主動開口說道:“臣以為在塞外的得人,重中之重應該是與豪強、胡酋相爭。”

“豪酋們田連阡陌,獵場千里。無數百姓並不納稅,而是成為流動客戶。”

“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以極大削弱蠻族聚族而居,暴亂成潮的風險。”

這一點看起來似乎跟魏晉時期的世家政治很像。

農民依附於田連阡陌的大世家,成為其門客,為其效力,成為世家的私人部曲和武裝。

但其實還是非常不同的。

這就要得益於大宋與後世截然不同的經濟體制了。

明清都是拼了命搞農業的封建小農王朝。

但大宋卻與其非常不同,整個朝廷更注重工業商業。

所以哪怕在農業方面,也更注重契約。

這導致客戶對大豪強、大莊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並不強烈。

可能是因為經歷過客家人南下的關係,大宋的百姓並不是一直依附在某一個莊主名下。

這些沒有田的客戶,是跟大農莊主一年簽訂一次租賃合同。

也正是因為這種並不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和土地對農民的捆綁大幅降低,才使得大量百姓可以參與到工商業當中。

這種制度隨著大宋征服北方,很快也推廣了過去。

由於大宋的不抑兼併,北方的豪強和胡酋也快速成長為大資本家。

他們擁有豐厚的生產資料,比如農田、牧場、礦坑、樹林和獵場。

但與此同時,對百姓的捆綁也大幅降低了。

尤其那些失去土地、失去獵場的蠻人,想要生活,想要相對更輕鬆,更優渥的生活,顯然向西、向南投奔其他大牧場是更優選擇。

百姓這樣一波一波離開,很快女真、蠻族、甚至蒙古的聚集地都會被稀釋。

與之相對應的,一塊一塊中原商人的牧場、礦場將會崛起,會為中原提供源源不斷的馬匹、牲畜、礦產和皮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