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像,驕矜、腐敗計程車大夫中也有范仲淹這種憂國憂民,德才兼備的人傑。

高傲的財團中也不缺才幹斐然的個人。

運用金融槓桿,獲得更高的收益,李豐年在個人能力發揮方面,無疑是做的十分出色。

而且這對三司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三司不僅僅負責收稅,也負責鑄幣。

借給朱旗銀行的這一億貫錢,可不是出自從民間徵收的那四億貫錢,那四億貫每一分都投入到了國家財政當中。

這一億貫錢必然是三司印刷的新幣,直接借給了朱旗銀行,從而獲得朱旗銀行抵押的白銀、黃金儲備。

等於是國家根據增長的白銀、黃金儲備,增印貨幣,投資一億貫錢活躍經濟。

既增加了國家財政,又促進了民間工商業的發展。

銀行與三司的這次合作可謂雙贏,銀行獲得了更大利潤,三司也快速掌握了民間的財富數量,加印對應的貨幣。

前後僅是借貸就借出去六億貫錢,大宋民間的經濟活躍與財富總量可以藉此有個大概的推算。

據三司介紹,在靖康之前,皇祐治平年間,大宋稅收中,兩稅佔百分之五十六,也就是國家正稅約佔一半。剩下的工商、專營等非農業稅、人頭稅佔了一半。

但這是仁宗時期的資料,經過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到如今這麼多年的發展,商稅比例肯定大幅提升。

趙桓放下賬簿,對這些圍在周圍的銀行高層吩咐道:“國家已經在籌備商稅徵收,民間工商業繁華情況,將決定我朝稅收規模。而商稅是否能佔比達到五成,六成甚至七成,就看你們這些人究竟如何扶持工商,活躍經濟了!”

所有人立即躬身行禮,燕穎說道:“我等一定殫精竭慮,認真對待每一個借貸的商人、工坊主與手工業者。”

“把賬簿收了吧,卿等其勉之。朕不希望國家鼓勵工商這麼多年,最後工商稅佔比不升反降。”

不升反降,並不是趙桓的杞人憂天。

而是擺在面前的現實。

有點黑色幽默的趣味。靖康以來,國家全力鼓勵工商,工商稅佔比反而可能比以往更低。

最後審視財政,發現大宋居然比往年更像一個以農業稅為主的農耕帝國。

因為以往國家兩稅,徵收上來的稅賦也就幾千萬貫。工商稅佔比能與其對半。

可是國家推行了新的計畝徵銀法案,一條鞭法收稅,正稅從幾千萬貫一躍驟升到了四億貫。

如果工商稅還保持在幾千萬貫的規模,那在稅賦中佔比降低將不可避免。

農業在大宋帝國中如此重要,趙桓不得不格外關注,看向所有人:“當初國家設青苗法,就是要緩解百姓春種之時,種糧不足的困境。高利貸商人、地主、寺廟也將貪婪的目光盯在貧苦百姓身上。”

“朕設銀行,就是要一改積弊,真正緩解百姓困境。使四野那些蠅營狗苟的所有人,不要把一道道目光都時時刻刻聚集在最底層的貧民身上。”

“借貸給百姓的青苗錢情況如何?對高利貸是否所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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