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1/2頁)

張炯

一

丁玲是我國二十世紀傑出的革命女作家，也是世界知名的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作為中國人民的好女兒和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她為中國革命事業和中國革命文化事業艱苦奮鬥了一生。

丁玲原名蔣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於湖南臨澧縣。她從小便受到富於新思想的母親及其女友向警予等的影響，萌生了強烈的反封建意識；後到桃源、長沙等地中學讀書，接受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薰陶。1922年到上海求學，認識了李達、瞿秋白等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其後又到北京，認識了後來成為她的丈夫的胡也頻。1927年她在《小說月報》發表了處女作《夢珂》，緊接著又以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轟動文壇，從此成為著名的作家。1931年，她的丈夫、共產黨員作家胡也頻被捕，並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龍華，這促使年輕的丁玲堅定地走向革命。在嚴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左翼作家聯盟的黨團書記和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當時她為廣泛團結知名作家，培養青年作者，發展革命文藝，反擊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魯迅旗幟下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33年5月14日她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囚禁在南京城內和郊區，三年間閱盡了魍魎世界。其間，國內外著名人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柳亞子和巴比塞、瓦揚·吉久裡、羅曼·羅蘭等曾發起抗議並開展營救活動。敵人對她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他們做事，都被她拒絕。1936年她終於透過曹靖華、魯迅與黨取得聯絡，在黨組織的幫助下，逃出敵人監視的樊籠，輾轉到達陝北保安，受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當時毛**曾贈她一首詞《臨江仙》：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足見革命營壘對這位女作家的重視。按照她自己的願望，她被派到前線紅軍部隊去擔任團政治部副主任。此後她就成為人民革命根據地的文藝界領導人之一。新中國建立後，她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和中國文聯**團委員、黨組副書記、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副**兼黨組書記。然而，1955年和1957年她卻先後被打成所謂文藝界“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年又遭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在共達二十一年的時間裡，她不但失去發表作品的權利，而且受到“*****”的衝擊，被囚禁過，還被轉移到山西長治的農村去。1979年她的錯案經中共中央批准平反改正，才回到了北京。雖然，那時她已達七十五歲高齡，卻仍以積極的姿態和充沛的熱情投身於革命文學工作，不但發表了許多新作，而且創辦了大型文學期刊《中國》，整理出版了自己的大批著作。1986年，過度的辛勞終於奪走了她的生命，終年八十二歲。

丁玲的逝世無疑是我國文壇的重大損失。在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北大荒人民特地製作一面紅旗覆蓋在她的遺體上，紅旗上大書四個大字：“丁玲不死”。這可以說是集中地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她的崇高評價和深切懷念！

現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丁玲全集》十二卷，展現了這位作家光輝一生的文學創作的實績，使廣大讀者有可能透過閱讀全集來了解她的創作全貌，以利於更好地繼承她的寶貴的精神遺產，應該說，這不僅是對我國革命文學事業建設的一個貢獻，而且也是對這位傑出作家和卓越文化戰士的最好的紀念。

二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上，作為一個傑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文化戰士，丁玲對本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幾個重要的階段都做出自己的貢獻。

丁玲登上文壇之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當時，新的思潮衝擊神州大地，新文學經過“文學革命”的提倡和“革命文學”的論爭，從“為革命”的文學到“唯美的”文學等各種浪潮都在湧動和推進。但大革命因蔣介石的叛變而失敗，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工農遭到大批屠殺，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作為愛好文學並同情革命的青年女性，丁玲的內心充滿了苦悶，她投身於文學，開頭不過是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視角去抒發自己苦悶的情思。於《夢珂》中她發出女性對於男權社會的抗議；於《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她喊出女性對於男性極度失望的內心絕叫。顯然，作為女作家，當時她對女性的生活境遇懷有出於感同身受的同情與不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人們反封建的個性解放意識高漲的年代裡，女性解放思潮的崛起並在文學中尋求自己的表現，是很自然的。茅盾曾把莎菲看作“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在創作的初期把關注點放在婦女問題和婦女生活的體驗上，與那個時代的歷史潮流和她本身的思想狀態是相關的。她那時雖然接觸過革命者，但自己還不是個革命者。她仍然停留在小資產階級女性的個人主義的世界觀裡，而當時的革命低潮，使她一時還看不見歷史的光明前景。她在1928年前後所寫的一系列描寫女性生活遭遇和命運的作品，包括《在暑假中》、《阿毛姑娘》、《歲暮》、《小火輪上》、《自殺日記》和《慶雲裡中的一間小房裡》等所刻畫的形形**的女性形象，從落寞無聊的女教師、失落愛情的城鄉少女到沉淪於屈辱而不知屈辱的妓女，筆墨間既滿含對社會黑暗的憤懣，又透出無可奈何的絕望的色調。這時期她最出色的作品無疑是《莎菲女士的日記》，它以一種異常坦白而真摯的細膩筆觸，描畫出一個少女無法從異性獲得情感和思想寄託的失望心理，這既在題材上是一種大膽的拓展，也在文學對性心理描寫的真實無忌方面超越於前人。

《韋護》是丁玲思想發展和創作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這部以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愛情悲劇為素材的中篇小說，不僅是最初一批表現革命和戀愛相矛盾的作品，而且是表現戀愛應該服從革命的作品。它的主題的積極性正標誌著丁玲從自己思想苦悶的低谷走出，向革命靠攏和決心投身革命。而小說那異常真實細膩的筆觸，更把這幕動人的愛情悲喜劇描寫得淋漓盡致。小說主人公麗嘉從失去愛人的悲痛中挺身而起，準備投入革命的浪潮，與原型王劍虹悒悒以終不同，這正說明作家本人思想的躍進。事實上從1929—1930年，丁玲在胡也頻的影響下，世界觀發生很大的變化。他們很快都加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胡也頻還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了左聯執行委員和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三十年代伊始，丁玲的創作可謂面貌一新，她先是推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胡也頻等左聯五烈士犧牲後，她不但毅然接受主編《北斗》的工作，加入了共產黨，還陸續推出《在一個晚上》、《從夜晚到天亮》、《我的自白》、《死人的意志難道不在大家身上嗎？》、《田家衝》、《一天》、《給我所愛的》、《多事之秋》等一系列的小說和詩文。丁玲不但是“革命加戀愛”的時代性題材的開拓者之一，而且是最初描寫工農併為此而親身去體驗工農生活的作家之一。為她帶來巨大聲譽的以十六省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水》以及《田家衝》、《法網》、《訊息》、《某夜》等作品，標誌丁玲的筆觸從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轉向了工農勞動人民。儘管這種描寫還欠深刻，畢竟她和當時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魯迅當年《阿Q正傳》、《祝福》等作品所開拓的道路上又邁出有重要意義的一步，即正面描寫和歌頌了勞動人民的革命反抗與鬥爭。就丁玲個人來說，更標誌她的視野從女性的**悲歡和不滿的個人性題材轉向了表現廣闊的社會苦難和階級矛盾；也可以說作為女作家，她從最初性別鮮明的寫作轉向了無性別寫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擔任左聯黨團書記期間，她已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著名革命作家。魯迅曾經這樣評價左翼文學運動：“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的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魯迅還預言：“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魯迅：《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三十年代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包括左翼文學運動，當然也有它的缺點和侷限。但它確實代表著中國前進的方向，代表著中國文藝和文學的未來。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因而，丁玲為左翼文學所做出的貢獻，人們自然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評價。

國民黨反動派對丁玲的綁架並沒有動搖她的革命信念和信心。在南京與敵人三年的周旋中，她始終拒絕給敵人做事、寫文章或拋頭露面，也不承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被拘禁的後期，國民黨特務機關表面上讓她租屋居住，但住房仍在國民黨特務的住宅中，形式上有了些自由，實際暗中還被監視。這當然使丁玲感到痛苦，她曾在《意外集》所收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生活》和《團聚》等作品中描寫了這段生活及其心情。這個集子還附錄有她寫於被捕前的《莎菲日記第二部》、《不算情書》、《楊媽的日記》。關於南京這段生活經歷的回憶，後來她曾詳細寫在出版於八十年代的《魍魎世界》一書中。

使丁玲的聲名再次鵲起，是在她到達陝北以後。從1936—1945年，她大部分時間生活於革命聖地延安，雖然其間多次到過抗日前線，包括率領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開赴山西前線。1942年她有幸親身參加毛**召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過毛**那篇後來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的著名講話。從此，她堅定地沿著這篇講話指引的文藝道路前進。在這十年間，丁玲在從事革命工作的同時，創作了大批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速寫和報告文學。這確實都是如毛**所號召的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文學。例如，初當紅軍時所寫的《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東村事件》、《一顆未出膛的子彈》；挺進山西時所寫的《冀村之夜》、《河西途中》、《臨汾》、《孩子們》、《馬輝》、《西安雜談》、《壓碎的心》、《重逢》、《河內一郎》；在延安後方所寫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入伍》、《十八個》、《二十把板斧》、《在醫院中》和《田保霖》、《三日雜記》、《記磚窯灣騾馬大會》以及《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等。在這些作品裡，她為讀者展現了自己所耳聞目睹的紅軍將領和戰士，前線的幹部和受盡苦難與屈辱卻勇於反抗、不怕犧牲的人民，還描寫了後方欣欣向榮的景象和勞動模範，還有反戰的日本士兵。她的這些作品，雖然大都寫得匆匆，來不及精雕細琢，卻皆滿懷戰鬥的激情，充盈著對筆下人物的同情和熱愛，洋溢著凜然的大氣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精神。對於當時廣大的中國讀者，它們不但是來自前線、來自新世界的寶貴資訊，而且是鼓舞他們信心和勇氣的飄揚自北方的獵獵戰旗。

在陝北，丁玲先後擔任過中國文藝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副主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主任委員等領導工作，主編過《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她透過自己的工作，跟當時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一起，不僅把左翼文藝運動的努力繼續往前推進，而且在毛**文藝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為中國人民革命文藝的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石。

而抗日戰爭的勝利帶來丁玲創作的又一轉折，使她有可能開拓新的題材，把握新的樣式，攀登新的高峰。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丁玲隨軍到了張家口。本來要到關外，但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內戰，交通一時中斷，她便參加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到了河北懷來、涿鹿一帶，最後在溫泉村參加了土改的全過程。這是中國長期受到封建統治的地域所經歷的深刻變革，是使地主階級被推翻，而受剝削和壓迫的農民卻翻身做主人的偉大變革。它深深激動著丁玲的靈魂，促使她產生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強烈願望。這就是1948年她完成並出版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丁玲過去只寫過一部沒有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那其實是紀實性的作品。因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僅是丁玲完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當時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在人民解放戰爭的背景中展開了北方農村階級矛盾和衝突的圖畫，廣泛地描寫了具有典型意義的農村的許多不同的人物，鮮明而生動地刻畫了他們性格各異的形象。至今人們讀到這部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歷史氛圍，彷彿這是那個時代的一面鏡子。這部小說鍛鍊了丁玲駕御宏大題材的能力，併為她贏得了國際性的聲譽。1951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周立波同樣描寫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榮獲蘇聯**頒發的斯大林文藝獎金。

新中國成立時，丁玲正當年富力強，在創作上她本應有更出色的成就，但她大量的時間都被文藝界的領導工作所佔。她不僅擔任黨的文藝領導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副**，還創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後改名為中央文學講習所），為國家培養青年創作人才。今天在新中國文壇上卓有成就的一些作家，如鄧友梅、瑪拉沁夫等都在這個文學講習所學習過，親自聽過丁玲講課，並得到她的輔導。她還主編過《人民文學》和《文藝報》。雖然如此，她還寫了《歐行散記》和《糧秣主任》等作品，併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裡》寫出了部分成稿，發表了其中的八章。然而，不幸竟悄然來到她的頭上。1955年，她被作為“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擴大化中，她又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被開除了黨籍。從1958—1979年，長達二十一年的漫長歲月，她都在北大荒以及長治的農村度過，其間還曾被“***”一度關押到監獄裡。

然而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新的歷史時期揭開了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的燦爛前景，也為丁玲的晚年開拓了文學創作的再度輝煌。

1979年丁玲獲得平反，回到北京。她立即又充滿當年的熱情投入文學事業中去。她除了創辦大型刊物《中國》，出國到西歐、北美訪問，短短數年中，她寫出了《杜晚香》、《“牛棚”小品》、《訪美散記》和緬懷瞿秋白、魯迅、宋慶齡、賀龍、史沫特萊、茅盾、柯仲平、馮雪峰、胡也頻等人的系列散文，寫出了《魍魎世界》這樣的回憶性作品，還重新寫出原稿丟失的《在嚴寒的日子裡》二十四章。此外，她還寫了不少評論和理論文章，闡明自己復出後的文藝主張，對後進的青年作家勉勵有加。也在這短短數年中，她還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風雪人間》、《魍魎世界》、《生活·創作·時代靈魂》、《我的生平和創作》等作品集和理論批評集。她彷彿不死之鳥——火中再生的鳳凰，在我國文壇銷聲匿跡多年之後，又煥然發出耀目的光彩，翩翩翱翔，令世人為之矚目。連美國文學藝術科學院也授予她名譽院士。她的作品被譯為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

新時期是建國以來社會主義文學發展得最好、成績也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丁玲不但以自己辛勤的創作為文壇添光增彩，而且在改革開放、各種文學思潮的衝撞中，始終堅持正確的文藝方向，堅持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想。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