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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雲門舞集和韓舞麟

接近歲末，遇到兩件快事。一是經過臺灣同行們的熱心奔走，我赴臺的心願即將實現；二是“雲門舞集”在京滬演出“新傳”，引起轟動。兩件事接踵而來，使我更信宿命論。並覺得歷史執行自有其軌道和速度，興衰分合，常出乎人們意料。

數年前我在香港時，施叔青熱心的把我一篇小說拿到臺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她問我：“稿費要什麼錢？要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臺幣”。她奇怪地說：“你要它怎麼用”？我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到臺灣去，總會有用到新臺幣的時候！”她笑著罵了我一句廣東話：“氣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臺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我看“雲門舞集”演“新傳”，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業文化、租界風俗中呼吸，突然看到臺上的人穿著祖傳的中國衣服跳紅綢舞，扭秧歌，令我激動流淚。閒幕後我隨詩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懷民先生。我說：“真可惜，這麼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們到大陸演出。在大陸你一定會找到知音。”林先生說：“我也想去大陸演出，誰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後來聽說因為經費困難“雲門舞集”停辦，林先生去了美國。我認為大陸觀眾永無機會再看到“新傳”，著實為此嘆息了幾天。

兩件事情突然都成為事實，我懷疑地球的轉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臺灣作家戲劇性地見面，就像發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東京參加國際書會。臨行前聽說臺灣作家也去參加，我好緊張。既不知該與他們怎樣相處，又很想和他們見面交談，為我關切的兩件事尋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鳳、舞鶯，哥哥叫舞鷹。這一年大陸某雜誌發表一幅臺灣畫家的油畫，署名是“韓舞麟”。同事指著這名字跟內子開玩笑說：“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隱瞞了臺灣關係吧？”“*****”期間，有親屬在臺灣者，有說不清的麻煩。她一聽嚇得連連搖頭說：“無冤無仇，這玩笑可開不得。”回家後她把此事講給家人聽，我岳母聽了大驚。悄悄說：“你是有個堂兄叫舞麟呀！抗戰時二叔與你爸一同離家，途中失散，多年沒有訊息。也許他們真到了臺灣吧”？她就叫我見到臺灣作家時打聽一下。

另一件事就帶點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寫了篇小說叫《尋訪畫兒韓》發表在“人民日報”。不久舉行評獎，取得了預選資格，後來卻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聽落榜原因，才知道(傳說該作品有“抄襲之嫌”。我說抄襲之作敢登在《人民日報》上嗎？答曰“抄的是臺灣作品。大陸人沒機會看到，故存僥倖之心”。“*****”中連偷聽海外廣播都要治罪，我把臺灣作品抄來公開發表，這麻煩怕小不了。便深居簡出作聽候發落狀。誰知此後倒也再無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聽。朋友告訴我：“經過研究，認為你這些年被監督勞動，不會有機會讀到臺灣書刊。這題材帶有傳奇性，兩岸都是中國人，聽到相同的傳說，寫成撞車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過為了省點麻煩，以不給獎為好……”我問是和誰的作品撞了車？那作品什麼名字，朋友說他也不知道。

這筆糊塗官司反引起我要讀臺灣作品的興致。女作家韓秀來北京。聽我有些願望，送我一堆臺灣小說，我才找到被我“抄襲”過的《紅絲鳳》。也才領悟了林海音、陳映真、朱西寧、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風采。讀林海音的作品像聽姐姐講往事，陳映真又使我進入了一個即相似又陌生的環境，而朱西寧和司馬中原，頗有一見如故，似曾相識之感。最大的收穫是我不再為“抄襲之嫌”感到委屆，因為我發現兩岸作品，不論是內容上、寫法上，以至某種心態上，有“抄襲嫌疑”者，絕非惟我一家。一個祖宗的子孫，一個科班的徒弟，許多思維模式，觀念心態，措辭用語，甚至連弱點、毛病，也像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為此，我願有機會和臺灣同行見面，增長一些對臺灣文學的瞭解。但真的有機會見面了。卻又緊張起來。甚至有種說不明白的顧慮。

到達東京後，東道主舉行盛大招待會，歡迎全體客人。我就趁機會找臺灣同行。在一片西裝革履，歐衫美裙，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面板一樣黃，要分辯出那一位來自臺灣，得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正感絕望之際，遠處人影一閃，竟看到一件中國對襟小褂，在西裝堆裡鶴立雞群。這是臺灣來客不會錯了，想前去打招呼卻又怕討沒趣，遲疑間就碰著了一位小姐後背，我忙用日語道歉，女士一笑，用標準國語說：“別客氣。”我聽了一愣，她又笑笑說：“我是華嚴。”久聞大名的華嚴就這麼突然出現在面前，兩岸作家就這麼開始交談了？我還有點轉不過勁來。她看出我的窘相，指著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紹，鄧先生，這寫著呢。”這時，穿對襟小褂的朋友正湊了過來。華嚴向我介紹說：“這是羅青。”羅青的詩和畫我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見過，印象極佳。我說：“老遠看到這身褲褂，就知道是中國人，沒想到你就是羅青。”華嚴說：“你在遠處鄧先生就看見了，我就站在他身邊，他卻目中無人。”說得三人都笑起來，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慮和緊張就打消一半。

我跟羅青談得滿投緣，他約我第二天共進早餐。在餐桌上閒談起自己人之間的話題。羅青熱情真誠，沒有我那麼多疑慮，談到和大陸作家在海外相遇，發生過不不愉快的事時，他很動情的說：“在外國人眼中我們都是中國人。多一點商量少一點誤解和爭吵不好嗎，何必叫外國人看笑話？”他叫我原諒他的直爽，其實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動。回到房間，我和老作家柯靈談了我的看法：兩岸隔離太久，有點誤解難免，某些觀點不同也屬正常。但同胞之情高於歧見。應當以誠相待，求同存異，以和為貴。柯靈說：“我同意。大家見面的機會難得，要互相多尊重。我們倆從自己做起好了。”

這天到金閣寺參觀，我正一個人順湖邊散步，後邊追上一個戴貝雷帽。叼著菸斗的藝術家。他走近我身旁時問道……“你是鄧友梅先生吧？”我說：“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說：“我是王藍。羅青跟我談到了您。”我趕緊說：“我跟他打聽過你。我看過您畫龍點睛京劇人物，非常喜愛，跟關良是兩種風格。”他說：“謝謝。我看過名單上對您的介紹。原來您也是天津出生，咱們老鄉！”我說：“是嗎，您什麼時候離開天津的？”他說：“上完中學走的，我是究真中學的學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說：“有這麼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學走一個大門……”他也感到意外，高興的又裝上一袋煙，並問我：“你抽不抽菸？”我說：“以前抽，現在忌了。”他聽完大笑：“沒錯，就咱們天津人管戒菸叫忌菸！外邊人想冒充都辦不到。”我倆聊得熱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雲外。到看歌舞伎時產我乾脆隨他坐在臺灣作家中間，沒有初見面時那彆扭勁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跟王藍談話引得我掉了淚。我問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跟您打聽個人知道嗎”？他說：“誰？”我說：“臺灣有位畫家叫韓舞麟嗎？”他說：“韓舞麟，還算是我的學生呢，羅青也認識他廠我問：“他的原籍是不是揚州人？”他說：“好像是的。”我說：“他父母都健在嗎？”他說：“他健在。對了，他家是揚州人。父親是位美術教員。母親是演員，現在還常常拍電視劇呢。”我壓低聲音說：“這麼說，他確是我的內堂兄了，你回臺灣替我傳個話，他伯母一直惦記著二叔全家，要我打聽他們的地址。我岳父叫韓北屏，是位詩人，已經不在了，岳母還健在……”王藍聽了很動情。回過頭對羅青說：“鄧先生是韓舞麟的妹夫，一定把這話帶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緣情分總重於後天觀念形態吧。隨著會議進行，兩岸作家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由只點頭變為出聲寒暄，由應酬式的寒暄又變為較深入的談心。日本接待人員看在眼裡，接待方法就跟著變化。開始時每逢外出，他們都把兩岸作家分別請上兩輛車，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後來卻專門騰出輛專車，笑嘻嘻抬手說：“中國作家，都上這一輛車吧。”

分手那天，王藍來到我的房間，送我一本畫冊。我把小說《煙壺送他作紀念。我問他：“如果我選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陸發表，你不反對吧7”他說：“當然可以，不過，不必說問過我吧。”他又一次對我說，見到舞麟會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訴他。

回北京後，我告訴岳母二叔一家確實在臺灣，二叔是教員，二嬸是演員，現在她還在拍電視劇。全家人聽了好幾天都處在喜悅興奮狀態中。

我把王藍的畫選出一組送到雜誌發表，並且寫了一篇介紹。(但沒說這畫是怎樣得到，更沒說我倆見過面。那時還沒這麼大膽。有一天。忽然有位長者找到我家，對我驗明正身後，便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問道：“你介紹的王藍是不是就是這個人？”我看了連說：“正是。”他說：“我是王藍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計你見過了王藍，我來打聽一下他的近況……”輪到我說話時他是那樣神情專注，又用天津鄉音打聽我和王藍相會的細節，那種手足之親，關切之情令我難忘。

大概是從這開始，我對兩岸文學界交流熱心起來。凡這方面有事找到我，搖旗吶喊也罷，站腳助威也行，都願盡一份炎黃子孫的責任。這一作也才知道自己還非最先覺悟者，熱心此事的作家，兩岸都大有人在。在談到促進兩岸交流，加深瞭解，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振興民族文化時，有時是很難分辨出誰來自海峽的哪一側。

我終於踏上美麗、親切的臺島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過程中，臺灣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勞力。但我不想用“謝”字來沖淡同胞之情手足之義。我感到作為一箇中國人幸運和自豪，因為世界終究還是按我們意志變得更可親可愛了。

我只想大喊一聲：“我高興自己是中國人！”

雜憶臺灣

到了臺灣，親戚要照顧我的“北京口味”，就領我到一家名叫“京兆尹”的小吃店去品嚐臺灣產的北京小吃。屋裡的裝修陳設，都模仿北京的傳統風格。連桌椅也是仿硬木清代造型。看了一下選單，有晶糕、芸豆卷、艾窩窩、乳酪和小豆粥。我各樣都點了一份。心想能在臺灣吃到地道北京小吃也是一喜。不料東西端上來一看，猴吃麻花滿擰！晶糕是黑紫色的，芸豆捲成圓筒狀，有一種東西下邊墊著錫紙，中間一個白團，上邊粘著個大紅棗。我問侍應生：“這是什麼”？她說：“這就叫艾窩窩！”我聽了一笑，告訴他說我從小就吃艾窩窩，沒見過這樣的！夾起一塊晶糕放進口中，味道比形狀更不像晶糕，顯然不是山楂做的。我說：“原來臺灣的北京小吃是偽冒假劣廠親戚就說：“這跟大陸的偽冒不同。這種偽冒在臺灣倒是受歡迎的。您看，這不是滿座嗎！”我問為什麼？親戚就說：“臺灣的北京人和在北京生活過的老人很多，走進這個環境，看到盤裡東西的樣子，就彷彿回到故土，對味道就不能那麼較真了。不過做得地道的東西也有。比如蘇州採芝齋的小食品，山東老兵賣的大鍋餅，就比現在大陸原地出的還地道。”後來我就認真去品嚐一次山東鍋餅，證明此話不虛。深一步瞭解，才知道臺灣是不產山楂，店家無奈才用草莓之類水果代替，原料缺乏，只能取個“形似”。做大鍋餅的又都是山東老兵，幹起這套活就有股又回到故鄉和童年的快感，所以絕不偷工減料。來吃這個的，多是家鄉人，要的就是這個家鄉味。

我覺得臺灣在有些方面(當然不是所有領域儲存的傳統，比大陸還完整些。在那裡，保持祖宗傳下來的本色，是含有不忘根本，懷念故土的心理情結的。

很多臺灣朋友，不論地位高低，操何行業，都愛說一句口頭語：“我們中國人。”一位地位很高長者，談起抗戰時和我岳父並肩工作時的情況，嘆口氣說：“我們中國人真是苦難太多了，再不能那樣，我們一起努力吧……”街頭碰見個賣烤白薯的說山東話，我問他回過家鄉沒有。他說：“前幾年回去過一回，把幾年攢下的錢全花光，還沒夠打發人情的。三姑二嬸，誰來看我也不能空著手走，臨回來就剩下身上一套衣裳了。再回去還得攢幾年。”我說：“回去也不一定非那麼鋪張嘛，這兩年咱家鄉也富起來了……”他說：“咱們中國人的脾氣你不知道嗎，回去一趟總得給自己家人爭個臉面吧？我能說在臺灣賣烤地瓜嗎！”

這個口頭語也用到談論大事上。海基會的朋友熱情招待我們，閒談中大家對沮國的統一既有信心，又對程序遲緩表示憂慮。副秘書長李先生笑著說：“我很樂觀。咀們中國人是聰明的，總能找到解決我們自己問題的辦法！”

都是“咱們中國人”就省去少外交辭令和客套。大同之下，小異也有解決辦法。即使是微妙的事情，互相一看眼神，就可心照不宣。訪問一個主張統一的民間團體時，進得門去見會議桌上擺了件飾品不合時宜。我並不以為那是專為我們陳列的，但也不便遷就。主人讓坐，我笑了笑站在原地沒動，同去的一位同志說：“咱們是談文學交流，還是遠離政治好……”話沒說完，主人馬上會意，把那些飾物急忙撤了下去。

因為是第一次中國作家協會組團訪臺，許多在臺的親朋故友，都要趁機相聚，日程安排很滿。白天參加集體活動，晚上再和親友會面。這一來許多人就晝夜奔忙，不得休息。我也覺得不合情理，卻又想不出好辦法。主人尹雪曼先生卻主動給我找臺階：“咱們不是要促進交流，增進理解嗎？這親朋之間的交流最親切，理解得也最深刻，不能算私事，除去重要會議，一般活動還是准許請假的好。大家都能理解，不會有意見。”這兩件事都不大，卻看到了臺灣朋友對促進交流，加深理解，互相體諒，攜手共進的誠意。

“咱們中國人”在一起，心靈容易溝通。交談起來熱情誠摯，肝膽相照。臺灣作家講：“我們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一度忽視了文化、道德的建設，後患無窮，十年八年彌補不過來。你們現在搞經濟建設，要記住這前車之鑑。別犯我們犯過的錯誤！”談到文學現象時，他們又說：“臺灣年輕一代，有人只強調文學的消遣作用，當作純粹抒發個人情感的手段，這令人擔憂。文以載道，寓教於樂，是我們中國的寶貴傳統，丟不得。道的內容、標準，可以隨時代發展而變化，而為文必須有益於世道人心這個原則不能變。娛樂的東西，也還要陶冶性情的。若把只要名利不講良心的俗物當成青年模仿的偶像，中國人還有什麼希望？也對不起祖宗！”這些話雖說的是臺灣，但對大陸也有現實意義，作為提醒怕不算為時過早。

我確實看到他們在文化道德建設上的努力和成效，臺灣當然也有追星族，但更惹人注目的是書店中讀書購書的青年，在博物院熱情服務的“義工”(他們業餘來此服務，不取報酬，坐在故宮博物院地板上聽講解做筆記的小學生。

我在臺南見到一對青年結婚，也穿禮服披婚紗，但是行禮後卻趕到鄭成功收復臺灣的紀念碑前去拍紀念照。我故意問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裡照相，他們說鄭成功是使臺灣迴歸中國的功臣，當地人尊為“開臺聖王”。在這裡照相表示不忘根本。鄭成功受降碑不遠處就是清朝皇帝為他建的“明延平郡王廟”。儘管鄭成功一生是堅決反清的，清朝皇帝還是為他建廟。可見“咱們中國人”向來講究內外有別。不因內部紛爭而影響一致對外，中國人是有原則講分寸的。

臺灣歸來使我更堅信祖國會統一，中國會富強。因為兩岸都為“咱們中國人”的大事操心，都為振興中華而努力。10幾億人口，50幾個民族的泱泱大國。還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呢？

臺灣歸來話臺灣

數年前臺灣發表我的小說，中介入施淑青問我：“稿費要什麼錢？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臺幣。”她說：“你要那怎麼用法？氣性！”氣性是廣東話，意思是說我有精神病。說完我倆都笑了，我說那話根本沒當真。我也覺得去臺灣的機會未必比上月球多。我堅信祖國會統一，只怕那時我已老得走不動了。

人算不如天算，歷史程序常常比人們估計得更迅速。那以後兩岸的文學交流就頻繁了起來。先是臺灣同行單槍匹馬或三三兩兩來大陸訪問，再以後就有大陸作家以個人身份應邀赴臺。但是來多去少，兩岸作家組團互訪，還提不上日程。

兩岸的文學團體並沒有知難而退，而是鍥而不捨的努力爭取。去年以尹雪曼先生為團長的第一個臺灣作家代表團來大陸訪問，回去後多方奔走，四處求援，終於促成中國作家協會派出的第一個大陸作家代表團登上了寶島。兩岸攜手開啟了雙向交流的大門。

臺灣的中華文化協會、團結自強協會、作家藝術家聯盟等團體都為大陸作家成行盡了極大努力。這證明增加了解、溝通感情、團結奮鬥、振興中華是兩岸作家共同的願望。兩岸有這份骨肉親情。中國的統一富強、民族振興，指日可待。

懷著這樣情緒到達臺灣，一下飛機就感到親切和熟悉。我多次到大陸之外旅行，飛機著陸後聽到中國話不多，說普通話的就更少。在桃園下了飛機卻滿耳都是漂亮的國語，聽著叫人心裡踏實。在大陸，每到電視臺放臺灣電視劇，我一聽那怪聲怪氣、嘴裡含個熱丸子說的“國語”就急忙躲避。在飛機上我還擔心要受這種語言衝擊。下飛機後才明白，臺灣普通人講話比電視劇講的悅耳得多。可能那是星們故意說的“螢幕腔”！大陸有些“星”生活中說話很正常，一上螢幕不就拿腔作調嗎？都是中國人，連毛病也相似！

不僅有聲的語言暢通，連無聲的語言也無阻。臺灣朋友想從我們團體看到大陸文學界的概貌，我們便有意安排漢滿蒙回藏五個較大的民族都有作家參加。到臺灣後，我們一把集體的名片遞出去，臺灣朋友馬上高興地說，“啊，這是五族共和呀”！我們說：“我們帶來了56個民族作家情誼。”他們就說：“中國文學成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創造的，你們的用意極好。”

在臺灣跟作家們、親友們相處了10天。除去作家間交流，幾個少數民族作家都有同族兄弟找來相會，大家會上聊，家裡聊，車上聊，明白的時候聊喝多了酒也聊。什麼都聊了，就沒說：“我們是一家”這句話。因為再說這句話就多餘了，臺灣朋友為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就高興。臺灣在經濟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也使我們欣慰。說起各自的不足，也都同樣的遺憾。跟“螢幕腔”現象一樣，有些毛病兩邊也相似得驚人。從文學上的流弊到交通阻塞，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誰也別想瞞誰。在座談會上，臺灣朋友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在經濟起飛時期，忽略過文化建設，在道德文明上造成的損失，至今沒能完全彌補。希望你們注意這前車之鑑。”我們只好承認，這句話不僅不算多餘，而且不算為時太早。上街時臺灣朋友為交通秩序的雜亂，摩托車騎士們“目空一切、勇往進前”表示歉意；我開玩笑說：“您別道歉，不然您到了廣州北京，我也得道歉。雖然腳踏車比摩托慢，可是數量又比摩托多，以量勝質，算起來兩邊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