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

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

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

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兒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幾度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

當然也很可能成,那麼,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麼罪?審起來看!

怎麼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獄裡,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牆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

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物件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裡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裡戰慄。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現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裡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

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雲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和行為系統,不可能做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動起碼的言辭,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推斷。他在牢房裡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

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麼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麼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裡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麼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

但是,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

終於,蘇東坡經受不住了,經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於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譏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時興沖沖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

這種大膽聯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兒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常出現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蘇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裡是否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彙集起來了——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心的話了。

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地做官時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後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

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他的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範鎮、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

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最動情的是那位我們前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

最直截了當的是當朝左相吳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介面說:“曹操猜忌心那麼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麼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皇太后,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有意無意地在驗證著文化的感召力。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揚揚。有一天他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