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滑稽表演(第2/2頁)

問者表示不解。

李答：《道德經》雲：“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夫“有娠”乎？

又問：文宣王孔夫子何人也？

李答：婦人也。

問者曰：何以知之？

李答：《論語》雲：“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也。”若非婦人，為何“待嫁”？

這段對話，顯然並非正宗的參軍戲。李可及雖有化裝，但並未扮演一個角色，而是處於外在的評判立場；問答之間，也沒有嘲弄者、被嘲弄者的區別，李可及所嘲弄的，是當時並不化身在場的三教。這種滑稽片斷，就比較接近後代的相聲了。這裡可以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它的內容。

是的，李可及只是在人們的宗教觀念上點了幾下指頭，沒有開罪一個具體的官僚，但是，如果聯絡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來看，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了。整個唐代，儒教、道教、佛教都很盛行，雖然它們之間也常常展開論爭，互相的地位高下也時有轉移，但是要對它們全都予以嘲弄，還是需要有勇氣、有見識的。李可及演《三教論衡》的五十年前，唐憲宗曾遣使迎鳳翔法門寺佛指骨，一時間，朝野上下均為此事左右，崇佛氣氛無以復加。大文學家韓愈身踞高位，上諫反對此事，幾乎被處了死刑，後來被貶潮陽，投身遠途。從這樁公案，到李可及演戲之時，佛教雖曾因唐武宗崇尚道教而一度衰落，但為時極短，很快又處於復興狀態。在李可及演《三教論衡》的前後，鹹通十四年，唐懿宗竟又重開“迎佛骨”之舉，理由是“屬寇猖狂，王師未息，憂勤在位，愛育生靈”，不可不崇佛。總之，李可及與韓愈，都處於崇尚佛教的背景中，甚至都趕上了“迎佛骨”之舉，而他們的態度又都是大不以為然的。但是，我們看到，類似的背景，類似的態度，韓愈留給歷史的是悲劇美，而李可及留給歷史的則是喜劇美。

韓愈的鬥爭所流瀉出來的悲劇氣氛，再清楚不過地表露在他自己寫於貶途的這首著名詩作中：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為聖明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一腔真情熱血，換來雪途瘴江，實在是無以復加的悲劇。奇怪的是，同樣的崇佛的皇帝，對於滿腹經綸的韓愈是那樣的苛嚴，對於地位低微的李可及卻是那樣的寬容。據高彥休《唐闕史》記載，唐懿宗觀看李可及演的《三教論衡》時，一會兒“為之啟齒”，一會兒“大悅”，一會兒“極歡”，不僅當場“寵賜甚厚”，而且第二天竟給李可及授了一個官職：“環衛之員外”。這從哪一方面看都是滑稽的，無論是演出內容還是演出效果。韓愈事件所煥發的悲劇美，已透過詩句傳之千古，而李可及所創造的喜劇美，則還需我們細細品味。為了達到幾乎同樣的目的，韓愈在皇上的忿忿怒色中失敗了，李可及則在皇上的眉開顏笑中取得了勝利。悲劇美的角色，總是以強硬的形式呈現自己的目的性，因此常常引起敵對者的加倍警惕和防範，結果只能得到悲慘的結局；喜劇美的角色則相反，總是以機巧詼諧的外相藏匿自己的目的性，因此常常使敵對者解除戒備，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滑稽的力量就在這裡。丑角的力量也在這裡。不難設想，《三教論衡》既然已受到皇上首肯，當然就會廣為流播，那麼，諷刺、嘲笑三教的思潮也就會被視為正當，這種功效，不是遠勝於韓愈那篇反對“迎佛骨”的耿耿諫書嗎？怎麼能說它“不能託諷匡正”呢？韓愈所不滿意的“迎佛骨”之舉是一個帶有一定偶然性的政治措施，而李可及對三教的輕慢態度

，則帶有普遍的傳染性。對政治措施的異議可以用政治方法追究，而在嬉笑中所隱隱流露的態度，就很難引起愚蠢的封建統治者的注意了。

於是，人們常常看到，可笑的衣衫，醜陋的面容，不經的言詞，三下兩下，竟然掮起了沉重的歷史課題。

對於具體的貪官汙吏，參軍戲仍然不放棄譏刺，但是，由於藝人們在唐代已獲取了較大的自由，他們的譏刺大多已不再秉承皇上的旨意。他們比以往更能體現民眾之心，併力求使譏刺更帶有藝術性和普遍性。五代時一個宣州貪官上京面見皇帝並相陪飲酒，在他們所看的節目演出中，竟有演員以參軍戲的方式譏諷這個貪官是連鄉間地皮都會挖掘的：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這實在是夠大膽、夠深刻、夠機智的了。皇帝正由被諷刺物件陪著喝酒，這個諷刺，當然是代表民間而不是代表皇帝的心意的。其力度，可說與耿介清官當朝斥奸相彷彿。但是，完成使命的不是海瑞、包公，而是芥微優伶；不是靠慷慨陳詞、肝腦塗地、引棺上殿，而是靠詼諧，靠笑聲。

參軍戲的滑稽表演，竟能風靡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的喜劇精神的一大顯示。本書第一章第四節已經提及，儒家的禮樂觀念，要求各種審美形態都以溫柔、平適為主調，而與西方那種渲染分裂和衝突的悲劇美頗相牴牾。正是由於這種社會思想傳統，在戲劇美總體地位不高的大前提下，喜劇美比悲劇美更容易被接納。封建統治者要掌管這麼樣的龐然大國，需要用溫和、中庸的精神來調節各種複雜關係，也要求人們“樂天知命”，而不要象希臘悲劇中的角色那樣，對不可知的命運作出勇猛而壯烈的衝撞。對人民，特別是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面對老大帝國中無比煩複的矛盾，翻覆無常的人生波瀾，也以“樂天知命”為座右銘。於是，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樂觀主義、喜劇精神在民族審美心理結構中佔據著比較突出的地位。即使是譏刺，也不失“樂”的外表；即使是抨擊，也伴和著笑聲。對廣大藝人來說，喜劇美的運用，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目的；既屬於方**的範疇，又與人生觀相接通。

中國戲劇發展的河道，由於匯入了參軍戲的水流，從此，再也不能全然滌除喜劇美的魂魄，甚至包括在正劇中、悲劇中。藝術領域中的其他審美形態，也隨之受到浸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