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舉起反旗的那天開始,朱皇帝就一直在琢磨著未來的方向,只是任憑朱皇帝絞盡了腦汁,卻找不到一個靠譜的方向。

無論是繼續像歷朝歷代一般沿用禮治還是像後世一樣完全推行法治,都不可取。

因為大明的情況跟歷朝歷代不同,跟後世的情況也有很大的不同。

從夏商周直到大清唱了涼涼的歷史長河中,中原堂口一直都是小農經濟為主體,雖然也存在各種工坊,但是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工坊的發展其實是受到限制的,再怎麼萌芽的那啥玩意它也僅僅只是萌芽。

而現在的大明卻是遍地工坊,不僅有朝廷掌握的五小工業等工坊,同時還有鹽、驛等其他行業,對於工人的需求量遠超歷朝歷代。

一個是小農經濟,一個是工業經濟,兩者不僅生產力的高低有所不同,就連其本質上也是大不相同,再繼續沿用舊有的禮治自然就是扯蛋。

像後世一樣完全推行法治呢?

也一樣是扯蛋。

因為後世經歷了八國蠻夷火燒圓明園、經歷了建夷退位又復辟、經歷了各地軍閥割據也經歷了倭國入寇,大量的知識分子覺醒,百姓思變,最終才有了連挑十七個堂口的種花家。

而現在的大明經歷過什麼?

哪怕是建夷入關百五十年,掌握了話語權的依舊是那些鄉賢士紳們,哪怕朱皇帝在造反的過程中很是清理掉一大批鄉賢士紳,相對於整個天下的鄉賢士紳的數量來說也只能算是微不足道。

鄉賢士紳們見風使舵的本事可從來不低。

再加上沒有經歷過八國蠻夷入寇也沒有經歷過倭奴入寇,反倒是大明在車翻了大清之後又不斷對外開拓,以致於天朝上國的思想和論調一直都存在。

想要在這種情況下全面推行法治,所要面對的難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更關鍵的是,傳承幾千年的禮治也未必就全是糟粕而沒有好處。

事實上,很多禮治被打為糟粕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其缺點,而是因為禮治跟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衝突。

舉個例子,大明現在各地都有一大堆工坊,這些工坊當中有的以男工為主,有的以女工為主,也有的是男工女工都要用陌生、適齡男女能夠接觸到的機會相對於沒有工坊的時候大大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有男工和女工互相看對眼了,怎麼辦?

禮治講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法治則講究的是對單個自然人權利的保護——按照禮治,如果雙方當中有一方的父母不同意這門婚事,都意味著雙方之間得黃鋪子,而從法治的角度來講,自由戀愛本身就是自然人應有的權力。

是不是產生衝突了?

這還僅僅只是第一層的衝突。

接下來要面臨的就是第二層衝突——工坊主們會支援禮治還是法治?

這種事情其實想都不用想,工坊主們絕對會支援法治,他們甚至不惜跳起來用腳投票。

因為支援禮治就意味著要損失兩個工人,而支援法治則能在最大程度上保住兩個工人。

再然後就是第三層衝突——宗族與自然人之間的衝突。

這事兒其實是明擺著的,因為朱皇帝不可能強令取消或者消滅所有的宗族,哪怕朱皇帝可以強行以國法來代替宗權宗法,哪怕朱皇帝和朝堂諸公用盡手段誘使百姓們分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族在鄉里的話語權。

所以,宗族與自然人之間的衝突,其實就代表了宗權與國法之間的衝突。